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音乐传播方式的变化,直播、社交互动等泛娱乐方式带动了数字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各大音乐平台由“版权之争”进入到了“内容之争”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数字音乐的主体变得更为多元,权利义务关系也因此更加复杂,现有的音乐版权制度面临很大的挑战。本文以数字音乐的版权保护为主题,围绕数字音乐作品在网络中遭遇的新型问题展开一系列观点论述,试图探究背后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文章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数字音乐版权保护的现实困境,首先为数字音乐下定义,明确数字音乐具有可复制、易传播、权利主体多元的版权法特征;继而抛出两类在现今数字音乐产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型问题:网络直播文化的兴起和网络服务商UGC模式的兴起,分析归结出背后蕴含的著作权问题——数字音乐网络传播行为应当落入何种专有权利范畴;数字音乐类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应是何种程度。第二部分分析了在我国这两类问题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第一节先是对照案例来分析实践中网络直播作品行为性质的认定,说明相同性质案例存在不同司法认定的情况,归纳出实践中对网络进行作品传播的行为定性存在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其他权利的观点偏差;然后对照案例分析实践中对音乐类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认定,说明相同性质案例存在不同司法认定的情况,归纳出之所以出现不同责任判定的原因是因为学界对注意义务的理解有所差异。第二节对这二类现象进行了合乎现行法律框架的解释,在网络传播行为方面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均不能涵盖现在的网络实时直播行为,应当适用兜底权利进行解释;对于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有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这两项侵权都有具体的适用情形,在“避风港”规则下,网络服务商不负担事前审查的义务,但随着网络环境的改善、技术的进步,在政策的导向下音乐平台逐渐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注意义务。第三部分对数字音乐的版权保护进行了比较法观察,一是域外对于网络传播行为的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中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要求各国将“交互式”传播行为纳入专有权利规制范围,各国通过新设或扩充原有权利范围作出改变,不囿于技术手段的立法规定可以将网络直播、电台等行为囊括入各自的权利范围中。二是域外对于网络服务商责任的规定:美国法律相比中国对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更为严格,司法实践多对“避风港规则”进行灵活解释避免过分免除服务商的义务,行业自律模式发展成熟,行业规定严于法律标准;欧盟虽不规定网络服务商一般性义务,但是为各成员国采取特殊规定留下了余地,强调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商的过滤审查措施。第四部分对数字音乐的版权保护提供了一些可行性建议:第一点是确立网络下作品传播行为的新标准,网络中传播音乐作品的行为并不全是“交互式”传播,也有非“交互式”传播,应当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规定,以用户是否能持续获得作品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第二点是具体化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强调音乐类网络服务商应当分类规定注意义务:专业提供音乐服务的服务商如数字音乐平台应当建立起事前审查制度、其他音视频门户网站建立起音乐使用登记制度,网络服务商对于获得的授权信息应当公示(包括是否获得翻唱、翻奏授权许可的信息);第三点是发挥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与网络服务商开展集中许可合作,使音乐资源能够呈现规范、高效的使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