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中国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和粮食自给政策进行详尽而客观的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尝试探析中国粮食政策的政策目标及其更经济理性的实现方式,以对中国的粮食及农业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有意义的导向。本文首先分析了保护价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学术界关于保护价的政策收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有效调节粮食产量波动；(2)解决国内粮食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3)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也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进行详尽的分析。本文首先根据波动成因的不同把粮食产量波动分为理性波动和随机波动两部分。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国的四次主要的粮食产量波动进行经验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粮食产量波动主要是政策型波动,受自然条件影响的随机性波动较小,并对此尝试做出了一些经验性解释。而对90年代以后保护价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分析则表明,保护价政策不是调节而是大大加剧了粮食产量的波动。同时本文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或许国家可以考虑粮食官方零储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简洁而优美的微观经济模型,通过考虑预期未来的粮食价格与现期价格的差异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证明了投机者的逐利行为会实现粮食在不同的时期之间进行优化配置,简言之,市场机制可以成为保护价政策和粮食储备政策的有效替代。即使还远不足以下定论,但这也至少表明传统观点对于市场机制在解决粮食供求方面的认识存在重大偏误。关于保护价政策确保国内粮食自给,本文首先指出其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它一方面不相信市场机制可以生产出满足需要的粮食,同时又相信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可以有效增加粮食产量。而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和中国1984年以来的粮食供求情况的分析则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不存在严重不能满足粮食需求的隐忧,而试图通过保护价政策确保粮食自给最终只能是制造出来大量的粮食过剩。关于保护价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和农业发展,本文的分析结果也与传统观点有很大不同。因此,本文认为,不管为实现什么政策目标,保护价政策都代价巨大而且效果不佳,中国完全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支持国内农业发展。本文的第二大部分分析了粮食自给政策。首先重新审视和思考了粮食安全这一核心概念,并指出,粮食不安全,即个人或家庭不能获得充足粮食的唯一原因是贫困,因而粮食安全不是一个粮食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同时探讨了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及对中国的启示。粮食自给政策最大考虑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通过建立一个中美在粮食问题上的博弈模型,并详尽分析历史上的粮食禁运及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本文得出了一些足够另人信服的结论：中国遭遇粮食禁运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即使遭遇粮食禁运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将会很有限,因此放弃粮食自给政策并不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随后的分析表明：粮食自给政策对国内农业发展更多的是负面影响,而避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冲击国内粮食供需的政策目标本身也都是存疑的。本文认为,投机和波动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两种不同路径,“波动有害论”本身就是对市场机制的误读。同时,本文详细研究了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暴涨后中国对粮食进行限制出口的政策并对之进行了客观而严厉的批判。最后,本文对粮食的商品属性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并指出,关于粮食的商品属性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到底能不能有效解决粮食供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比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中国的粮食自给政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本文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市场机制有潜力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市场化和国际化也是未来中国农业政策的必然趋势,并在充分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对此观点予以论证和支持。最后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中肯而且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有充分可行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