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地缘政治特性和国民特性对日本海洋安全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岛国,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对于海洋资源的高度依赖,对海上航路的高度重视引发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进而激发其海洋大国的战略定位,争夺更广泛海域的制海权。除了海洋通商属性,日本民族还具有好战、进攻性的特点。战后以来,日本海洋安全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化。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框架中,日本海洋安全服务于“贸易立国”政策。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海洋扩张战略思维以各种方式复活,其海洋安全战略的现实主义、扩张主义色彩趋于浓厚。日本积极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及时修改相关国内法。日本推动自卫队海外派遣,强化美日同盟,并掀起海洋日本论,为海洋拓展作舆论准备。安倍海洋安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层面看,东亚地区实力对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其传统盟友美国的战略投入也进行了调整,提出“亚太再平衡”政策。从国内层面看,安倍第二次组建内阁,提出了更为成熟的外交政策,即“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外交,为其海洋安全政策的调整奠定基础。国内政治力量在党派竞争中趋于集中,呈现“一强多弱”格局,为安倍政府调整对外政策以及海洋安全政策创造了良好环境。安倍政府海洋安全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日本海洋安全政策的最基本目标是继续维持和加强日美同盟,保有其在东亚地区的实力和地位,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其海上防卫能力。安倍海洋安全政策主要包括海洋法律、海洋开发、海洋安保和海洋外交等四个维度。安倍上台以来,高度重视有关海洋问题方面的具体立法工作,不断制定、修改相关的海洋法律法规,从而创建了较为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在《海洋基本法》和第一期《海洋基本计划》的基础上,安倍政府颁布实施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其次,日本政府积极支持海洋产业开发,将能源政策重点转向海洋,加大了对海洋资源能源开发的战略部署,并且推动海洋渔业的转型,注重海洋开发技术研究。第三,安倍政府早期海洋政策中较为重视资源能源开发,但在近期逐渐摆脱了战后体制,极力渲染周边海洋安全威胁,逐渐将海洋安保置于日本海洋安全议程的优先位置,扩充国家海洋防卫力量,谋求“国家正常化”。日本大肆渲染所谓日本周边海域安保形势及日本海洋权益受到威胁,借机提高海洋安保措施和力量。最后,日本积极开展海洋外交,扩展日美同盟内容与职能,提出日美澳印多边战略机制,并且推出北极战略。安倍政府的海洋安全政策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安倍入主内阁以来,试图利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来建构一种新型的泛东亚构架,利用日美同盟的基础,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东亚域外国家纳入,寻求扩大“东亚”的覆盖范围,从而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凸显的主导地位。安倍政府海洋安全政策不仅战略包围中国,还引发了中日“三海”问题上的争端,增加海上冲突风险等。面对中日之间不断上升的海洋安全冲突,中国应该建设强大的现代海上力量,不仅要构建强大的海军,还要构建海上行政执法力量和海上社会力量;加强海上危机管控,构建海上安全危机管理机制,切实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从政府层面、民间外交和多边对话机制三方面来加强两国安全对话;构建有利的海洋外交环境,处理好对美关系,加快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升中国在当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弱化日本在该地区的话语力,消除其在海洋问题上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