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和国外贸易保护的压力,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尝试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效应。但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21世纪之初就陷入诸多困境,为了摆脱这些困境,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运而生。那么,新型城镇化真的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效应吗?如果能的话,这种效应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就将在对城镇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困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首先从经济基础、人口发展、社会功能和环境质量等四个方面构建了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测算出2003-2017年的省际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具体来说,虽然北京和上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最慢,而广东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发展水平高,而且发展速度也快。重庆和陕西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其发展速度较快,因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其发展速度却呈现出较大的动态异质性。2003-2008年期间,由于中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因此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还显著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008年之后尤其是2011年之后,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重新开始加速,并领跑全国,这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新型城镇化战略日渐明显和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的双重影响,我国各省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滑的倒U型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总体分析。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消费变动、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公共服务供给增加等四种机制来促进总体经济增长。但是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差别。消费增加将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机制,新型城镇化都能够从理论上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进一步的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则验证了这一理论发现。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而且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滞后一期和滞后四期的新型城镇化均能够显著促进增长,而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的确是造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具体来说,新型城镇化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于消费驱动机制的探讨与对其他三种机制的探讨存在显著差别。对于消费驱动机制而言,由于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将重点放在新型城镇化如何驱动消费增长上面。而对于其他三种机制而言,我们一方面将其视为新型城镇化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表现,将其纳入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之中,即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城乡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来探讨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则将其视为新型城镇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渠道,对其进行具体的机制检验,即分别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城乡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对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四种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所在。首先是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机制。我们主要是从收入变动渠道、引领示范渠道和公共支出渠道等三个角度分析了新型城镇化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机制。具体来说:(1)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构成一个稳定的VAR模型系统,其中,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其既可以直接驱动消费增长,也可以通过收入变动渠道来间接驱动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而对于收入变动渠道来说,其又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财富效应和分配效应来影响消费。经验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来间接促进城镇消费增长,财富间接效应次之,直接效应再次之,分配间接效应对于消费的影响最小。(2)新型城镇化还可以在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引领示范渠道来带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经验研究发现,滞后期的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家庭设备及服务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相应支出的增加。因此,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促进这些消费支出的增加来引领和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而驱动总体消费的增长。(3)新型城镇化还可以通过公共支出渠道来影响居民消费。经验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支出存在互补关系,即新型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进一步改善公共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但是新型城镇化与财政支农资金之间不存在互补关系,其并不能改善财政支农资金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驱动作用,而且相对于财政支农资金而言,公共支出的提高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明显,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支出的互补关系也更加显著。因此,一味地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并不是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最有效手段。其次是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理论上来说,新型城镇化必定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经验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新型城镇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对于全部28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而言,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当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处于较低水平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显著为正,但是其程度较小,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持续增加,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提高,当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达到一定程度后,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大。但是这种非线性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其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要明显小于东部地区,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门限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虽然这种门限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并且随着门限值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其影响程度也呈现梯度增加的特征,但是相对于总体样本而言,这种门限效应的门限值更高,影响程度也更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虽然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不存在,但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两者相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的确是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是与消费驱动机制相比,其影响路径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再次是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通过构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我们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泰尔指数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持续上升的。与此同时,从区域横向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两者都高于全国水平,而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低。此外,上海、北京和天津等直辖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的贵州、陕西和甘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低。虽然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新型城镇化如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我们还知之甚少。本文的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的确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而言,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重要区别,对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其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但是对于东部地区来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对其的促进作用却是递减的。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影响程度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倒U型的影响,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但是由于新型城镇化的互补作用,使得这种不利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水平即泰尔指数高于某一水平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即泰尔指数低于门限值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下降,这也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存在极限的,这与上文总体分析中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一致的。最后是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相同,公共服务供给既是新型城镇化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我们首先通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公路里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城市绿地面积四个指标对我国2003-2017年期间的公共教育服务、公共交通服务、公共医疗服务和公共环境服务的供给概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增长率在2013年之后逐步趋于稳定,而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最快,公路里程的增长率最慢。与此同时,我国各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从供给规模来看,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较低,但是从增长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和公共交通服务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是公共医疗服务供给的Granger原因,但是公共医疗服务供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此外,新型城镇化与公共环境服务供给并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VAR模型系统,因此不能够对双方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紧接着,我们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具体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存在替代关系,即公共服务供给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当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较低时,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只有当公共服务的供给达到一定水平时,新型城镇化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随着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将随之扩大。所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虽然会相对削弱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随着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会从绝对水平上提高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得新型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