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工业企业分布也较为密集,工业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背景下,工业发展不再只追求量的增长,更要考虑工业如何转型升级,实现工业的绿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了解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现状,了解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现状,才能分析出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关因素,据此提出提升建议。本文首先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在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梳理关于绿色发展概念、工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参考借鉴现有研究基础对工业绿色发展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工业绿色发展的3个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工业生态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因素、人口因素、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这四方面进行影响机制分析。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最终得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分析结果显示:(1)2003-2017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整体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增长幅度较大,增长速度较快。从各省市来看,上海、江苏、重庆、浙江四个省市的综合得分均值位于前列,而贵州、江西等经济欠发达省市的综合得分均值较低。(2)从四个项目层(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治理强度、创新驱动能力、增长质量水平)分别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创新驱动能力和增长质量水平的增长幅度较大,而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强度提升较小。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得分均值变化情况来看,贵州、湖南、重庆位列前三,而四川的综合得分均值排在最后一位。从各省市的环境治理强度得分均值变化来看,上海、贵州、浙江、江苏排在前列,而重庆排在最后一位。江浙沪在2003-2017年的创新驱动能力得分均值位列前三,而贵州和云南排在最后。从各省市增长质量水平的得分均值分析,上海、云南、江苏排在前列,而浙江排在最后。(3)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2003-2017年的综合得分均值分析可知下游地区(0.301)>上游地区(0.217)>中游地区(0.216);从内部差异分析可知,2003-2017年上游地区得分均值最高的是重庆,最低的贵州,但是贵州增长幅度最大;中游地区得分均值湖北(0.234)>湖南(0.227)>安徽(0.214)>江西(0.190),安徽的增长幅度最大;下游地区是上海最高,浙江最低,上海增长的幅度越来越大,而浙江增长相对较慢。紧接着,再选取8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分别从经济因素、人口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这四个方面选取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利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创新资本、环境规制这四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94、0.020、0.115、0.025;(2)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外商投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是负号,影响系数分别为-0.008、-0.003、-0.001、-0.002。最后,针对本文的实证结果提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提升建议:(1)提升企业创新驱动能力。一是加强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将理论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二是要加强政府保障,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资金,让经济实力领先的工业企业集中进行高尖精技术攻关突破;三是要营造敢于创新的企业氛围。(2)优化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促进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科技、污染小的新兴技术产业;并且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严格制定和执行工业企业准入准则,善于学习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将其吸收转化为自身的优势,并进行同行业共享。(3)提高工业企业人力资本。一是要企业重视员工自身的发展,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二是要与先进的企业之间形成人才交流机制,学习先进企业的技术。(4)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一是加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三个新引擎;二是要构建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要明确生态补偿主体、标准和方式,确保对于不同生态功能区能够精准施策发展;三是加强上中下游地区之间产业互补。(5)建立生态环保长效机制。一是发挥好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机动性和权威性,以防企业、部门有意隐瞒实际情况,采取机动式的“回访”,以防环境问题反复出现;二是建立合理的环保考核机制,明确整改责任,但是也要以防出现“一刀切”和管理不当的官僚行为;三是联合各省市共建共治,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完善各省市之间的联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