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和放松管制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但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治理问题的全球性关注。虽然部分学者认为银行治理与其他公司治理并无差异，但是绝大多数观点仍然将银行治理问题看成是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充分认识到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银行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建立有序金融市场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中国正处于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与银行业实践的发展相比，研究银行治理的理论显得明显不足。一些研究对银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不够深入;不少研究机构和学者针对中国现阶段的银行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示，也对银行治理改革提出了系列的政策建议，但鲜有将银行业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中介研究其内在固有的风险性特征与银行治理的关系，研究对象较多限于世界上某一国或几国的银行治理研究，而没有从世界范围内较大规模样本分层研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银行治理的特点，为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建议。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商业银行的治理问题，基本研究结论如下:　　(1)银行治理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提出银行治理的目标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股东、董事会、高管层、存款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监管者等利益相关者同样具有相应的谈判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具体应包括:市场治理机制、监管当局的适度监管机制、董事会的共同决策与谈判机制和相机治理机制。以世界范围内721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一个衡量商业银行治理绩效的指标评价体系，并进一步论证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体现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特征，即商业银行绩效的评价和分析不能脱离其金融中介的特征，无论是盈利能力绩效还是管理能力绩效，都应建立在抗风险能力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资本充足和足额提取拨备的基础上。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价应建立在多指标分析<中文标题>=评价基础上，评价指标要能够涵盖和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在银行绩效评价中均通过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应的表达。　　(2)运用世界范围内可获得的721家上市银行股东的结构特征、股东之间所持银行股的比例特征、银行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对银行股权结构指标和银行的绩效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对董事会的规模、独立性、领导结构和是否设立监事会与银行的绩效指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股权集中度与股东制衡度与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占比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银行董事会规模与总资产收益率在1％水平下呈倒U型关系;银行监事会的存在与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占比显著正相关;银行独立董事比例与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占比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与净资产收益率、贷款损失准备占比显著负相关，与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另外，实证结果还表明资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提升经营绩效、风险控制水平;发达国家银行的经营绩效显著不如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银行中存在的风险更小，应对风险所需的资金准备更少，这直接提升了银行的流动性水平。　　(3)基于中国商业银行2005年与2006年的年报数据，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董事会、高管激励等三个方面的银行治理机制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样本量考虑，将两年的样本数据混合为截面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三种银行治理机制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政府持股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政府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适当提高政府股东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但是，一旦达到控股比例后，进一步提高政府股东持股比例，反而导致银行绩效降低。同时，外资持股有助于提高银行绩效，表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确实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银行内部高管人员持股，降低了银行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了银行绩效;银行董事会规模有助于提高银行绩效;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绩效越好，表明中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中，具有金融实际从业经验的独立董事才真正发挥了独立董事治理功能。　　(4)基于中国某一省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全部市、县级分支行共454位正行长的特征与监管评价数据，以及五家银行省分行的绩效数据，引入监管变量，研究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中文标题>=基层分支行行长的特征、监管评价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外部治理要素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行长金融工作年限越长，监管评价水平越低;学历越高的行长具有更高的监管评价;市级分行与中心城市支行行长的监管评价水平高于县级支行行长。同时，重点考察基层行长的特征、监管评价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五家银行省分行的银行业绩(ROA与人均利润)与风险控制水平（不良贷款比例）大致的排序与基层行长的平均监管评分顺序基本一致。　　(5)通过对汇金模式的分析，指出汇金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银行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并进一步对汇金公司的定位进行分析，提出可以参考淡马锡模式，落实出资人责任，把汇金公司办成金融控股公司，对所投资的金融机构行使股东权力。提出国有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从资本的结合到理念文化的融合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治理具有“三重治理”特征，四大银行治理中党管干部与股东任免权存在相悖之处。进而指出，中国银行股东监管和债权人监管普遍处于双缺位的状态，存在过多的监管替代，提出了银行有效治理的动态优化之路。　　整体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银行治理的改进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水平，改进银行的股权结构、董监事会等内部治理要素有利于提升银行绩效，高管人员的特征和监管评价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监管评价较好的高管人员能显著提升所在行的经营绩效和风险控制水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一是基于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分析提出银行治理的目标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股东、董事会、高管层、存款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监管者等利益相关者同样具有相应的谈判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具体应包括:市场治理机制、监管当局的适度监管机制、董事会的共同决策与谈判机制和相机治理机制。根据银行业的特征，将银行绩效界定为盈利性、风险性和管理能力三类指标，各利益方——股东、存款人（监管者）和高管人员的目标约束在银行绩效评价中均通过指标体系进行相应的表达。其中，存款人和监管者的绩效通过抗风险能力绩效进行表达，股东的利益通过抗风险能力基础上的盈利能力绩效进行表达，高管人员的管理能力通过风险能力基础上的管理能力绩效进行表达。　　二是首次引入外部治理变量——代表广大分散存款人的监管者，将其指标化为监管评价变量，对高管人员的特征、监管评价和银行绩效进行了大样本的相关性检验，<中文标题>=研究监管变量作用于高管人员行为对银行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高管人员的特征和监管评价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监管评价较好的高管人员能显著提升所在行的经营绩效和风险控制水平。　　三是本文不但较为全面地考虑了一些传统的公司治理变量，而且重新定义与设计了一些更符合中国商业银行治理特征、更具针对性的模型变量。首次提出中国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虚拟变量以及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比列变量，运用国内的银行年报数据和银行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机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首次提出具有从业经验的独立董事占比变量，并运用国内银行年报数据实证研究其对银行绩效的改进，第一次提出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独立董事才真正发挥了银行治理作用。这些变量的选择，不但使本文获得了与之前国内外研究不同的许多重要研究结论，也使得本文结论更富有经济解释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