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是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治经以《公羊》为中心,欲穷究群经的微言大义。其所著《楚辞释》以公羊学解《春秋经》的方式笺注楚辞,欲借春秋义理,达己微言,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言论,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特色。《楚辞释》有“一极乱”的显性线索与“一极治”的隐形线索,二者相互缠绕又相分离,它既体现了王闿运《楚辞释》在整个楚辞史上的特色,也体现了王闿运的价值观、认识论。《周官》作为太平治世策略,《春秋》作为乱世拨乱谋略,二者难以统一,王闿运《楚辞释》却将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以“文质相救”观贯穿《楚辞释》,表达他对晚清政局、时局的看法;从宏观上看,《楚辞释》中屈原复楚的军事、政治新见及屈原形象的奇,表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价值观;从微观上看,《楚辞释》中尊屈原、贬顷襄的观念,表达了尊贤臣、贬昏君的“春秋大义”。在东亚解经诠释史上,解经者常常以个人的精神体验进行经典注疏,在这一“实践活动”过程中,他们将个人的精神体验,印刻于外在的文化世界或政治世界中,所以解经者在进行创新的同时也局限于自身已有的成见,同时也受到外部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王闿运因晚清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及自身际遇的影响,他笺注《楚辞》时充溢着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观念,《楚辞释》带有深刻的个人性情及所处时代的印痕。受时代及个人思想的局限,王闿运《楚辞释》过度地诠释了屈原及其作品的本意,其中以“史事解骚”臆测屈原本事,带有一己之见的偏执。由于王闿运深厚的文学修养、扎实的小学功底,《楚辞释》中仍有一些创新性解说、观点为后人所认同、继承。《楚辞释》不是笺注《楚辞》的最佳注本,但也不是楚辞史上研究的最大失误。王闿运的《楚辞释》是晚清今文经学家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笺注《楚辞》的方法与义列,走的完全是晚清今文经学家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