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和规范问题一直是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经历了美国行为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导致的脱离规范和规范性问题的学术转向后,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国际规范的研究再次回到学者们的视线中,近10年有关规范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蓬勃发展的一支。本文的研究重点就是国际规范的传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探讨国际规范传播的两种结果:社会化和本土化。本文重视施动者能动性问题,提出国际规范的传播方式除了通过社会化过程达到规范的内化,还有以对国际规范的重构和改造为特征的本土化过程;(2)本文在研究国际规范传播的过程中,不再把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互相补充的两个视角。本着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对话的态度,系统分析了国际规范的社会化和本土化过程中的不同机制;(3)分析国际规范传播的两种结果——社会化和本土化——的产生条件,并且分析其对国际规范结构的反作用。本文认为,国际规范的社会化是引导国家行为体内化国际社会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社会化是一个过程,规范的内化是其最终结果,但是内化的层次是不同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物质激励和社会影响,角色扮演以及劝服等因果性机制最终导致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内化。四个方面的因素——国际规范倡导者的特征;接受社会化的行为体及其政治体制特征;所倡导的问题领域或国际规范的特征;社会化的倡导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往的特征——决定了国际规范是否能够顺利地通过社会化机制而被行为体内化。国际规范的本土化是本土行为体对外来观念的积极建构(包括论争、构架、移植和文化选择),其结果使外来观念和本国观念和实践达成一致。本土行为体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重新构架、移植和重构,以及基于交往理性的论争机制给外来的国际规范融入本土的传统和规范,最终产生新的规范变异体。本土化的规范最终没有改变或清除本土的观念和传统做法,相反却提高了本土行为体和本土规范的地位和声望。本文的案例分析选择共同安全规范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冷战时期共同安全规范在泛欧国家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之后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本土化过程。共同安全规范起源于欧洲,它拒绝安全的敌视或均势的观念,认为真正的安全只可与敌手一起获得,核威慑和军备竞赛只能导致更大的不安全,应采取多边主义合作来管理安全困境;同时,共同安全提倡更综合的安全观念,安全的范围也应涉及经济、环境等领域,同时也应建立国家、区域和国际安全之间的联系。共同安全规范在泛欧国家的传播缓和了冷战中东西方对峙的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冷战的结束。其最终结果是在欧洲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备的信任与安全措施机制、最先进的军备控制机制、并且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预防性外交和危机处理。共同安全规范在欧洲的成功使一些国际规范倡导者尝试把它复制到亚太地区,但是在东南亚国家,由于身份认同、历史经验以及当地盛行规范的不同,共同安全规范最初受到了冷遇。只有在本土行为体把共同安全规范中和东南亚国家核心的不干涉内政和“东盟方式”等核心规范相冲突的成分剔除,经过重新诠释和构架,形成一个新的规范变异体——合作安全规范之后,它才在东南亚国家中得到广泛认同。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但是这种融入不应只是中国被动接受、适应国际体制的一面,而且应包括中国的加入对现存国际体制的影响、改造方面。国际规范的本土化是一种国家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有选择、有局限的接受。本土化的国际规范是一种新的规范变异体,同时具备西方话语结构和逻辑,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这种新的规范变异体不仅更适应中国的国情,当它被反馈到国际社会中时,也更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对国际规范体系的影响和反作用。国际规范的本土化研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核心问题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为构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指出了研究方向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