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总体衰退。由于长期以来出口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危机所导致的外部需求的大幅萎缩致使中国出口增速大大放慢，这严重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并进一步制约国内消费的增长，从而较大程度地冲击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决定从2008年11月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随即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并安排了以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为重点的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公共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和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投资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转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完善政府公共投资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设计了四章。第一章为绪论，具体内容包括选题背景、文献综述、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框架及方法。第二章研究财政政策与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在不同财政政策背景下的规模波动与结构调整，考察财政政策对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影响。第三章研究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对政府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机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相应分析等方法，构建VEC模型和虚拟变量模型，对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四章根据前文的分析，概括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财政政策的转向。作为重要的调控工具，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公共投资适应了财政政策转变的需要，其规模波动和结构调整均体现了不同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多方面的特征。首先，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长期中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其次，不同时期的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尽相同。1993-1997年间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可能是期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控制物质资本投资增长抑制经济过热的结果；1998-2008年间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表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期间，政府物质资本投资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两个时期内，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皆不显著，说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仍需要加强。再次，财政政策转变影响了政府公共投资特别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但不同时期政策转变的影响效果不同。1998年的财政政策转变对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造成了显著影响，该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到增强，而2005年的财政政策转变对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则不显著。最后，短期中的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理想，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短期中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的促进效应，虽然促进效果持续增强但仍然有限；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的促进效应，但促进效果并不持续。　　 由于短期中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理想，特别是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投资变得十分必要。完善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应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着眼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激励效应，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具体而言，要保持政府公共投资的合理规模，继续发挥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推进政府公共投资结构调整，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政府公共投资向不发达地区倾斜力度，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健全政府投融资体制，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投资事权，加强政府公共投资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