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会面临“资金关”“法律关”“文化关”“风险关”等各种难关，其中融资约束导致的“资金关”是最重要的难关之一。本文从研究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入手，重点关注融资约束对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加入政府补贴变量，从而进一步考察政府补贴是否在提高海外投资效率方面发挥了调节性作用，以及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共同作用下的净效应。
　　首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不仅从微观企业层面测度了海外投资效率值，而且采用多种方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从而对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三者关系进行初探。统计性描述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政府补贴则对其存在一定的缓解效应。
　　其次，本文在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和传统随机前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单边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4-2018年Zephyr跨国并购数据库、fDiMarkets绿地投资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证实了融资约束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产生抑制作用。该结论在进行更换融资约束指标、剔除避税地海外观测值、分位数回归后，依然稳健。基于所有制性质、投资区位和所属产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在非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其海外投资效率变动更易受到融资约束水平的约束。
　　再次，为考察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以及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二者双重作用下的净作用结果，本文在单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补贴变量，进而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发现政府补贴对融资约束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并未完全消除其影响。政府补贴对融资约束的正向调节作用及其二者的净作用结果因企业异质性特征而异: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在非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其所获政府补贴产生的缓解作用更胜一筹。
　　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提出助力“走出去”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效率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