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攻陷华北、华中,中国北部、东部及中原地区的传统能源工业基地相继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陪都重庆,尤其是在武汉撤退以后,所有重要的学校、工厂、金融机关也都相继西迁汇成洪流,并散步于西南各省。与此同时,沿海工厂的部分重要工业设施溯江而上,相应次第落户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国民政府计划在重庆建设了一套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以备与日持久之战。钢铁是战时工业的基础,如果钢铁、兵工厂开工不足,会严重影响前方战事。而钢铁工业的基础又是铁矿石和煤炭。随着西昌和綦江铁矿的开发,重庆钢铁的矿石有了依托。而煤炭,作为重要的燃料与战略原料,特别是优质炼焦煤则成为战时急需之物。这一形势在华北、华中等各主要产煤地相继为日本所侵占后,更是雪上加霜,加之战前的畸形能源工业格局、战时的前线急需、东部人口大量涌向重庆等因素,一时间,重庆地区对煤炭能源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重庆能源供应出现严重危机。有倍感于能源及原料的缺乏所带来的巨大掣肘,国民政府为解决“燃煤”之急,优先扶植与发展煤矿业势在必行。国民政府从迁都重庆之初,国民政府立即命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开始筹办各类矿产原料生产企业。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经过详细勘测,认为綦江、南川、桐梓交界的南桐煤田距重庆较近,紧靠綦江铁矿,有水路运输之便,又处于群山环抱中,利于战备,决定大规模开采。筚路蓝缕启山林,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汉口共同组建南桐煤矿筹备处,投资1973万元法币开办南桐煤矿,并任命知名矿业家、原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为筹备处主任。是年7月8日,侯率领13名技术人员以及从湖北汉阳、大冶两铁厂拆卸的大批设备,经三峡入川,又经老川湘公路至万盛桃子荡,正式开矿,并采用战时生产局美国顾问克莱的建议,在谷口河建美式蜂房炼焦炉35座。次年,南桐煤矿建成投产,所产煤焦全部供应重庆钢铁厂,作化铁炼钢之用。与此同时,在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入股支持下,南川刘泗英、康心之等人集资开办了东林煤矿,下辖利、林、元、亨、国、富6个煤厂,产品主要供应重庆各兵工厂、水泥厂等。不久,竟成、天辅、青年等煤矿也陆续由当地商绅投资开办,产品供应重庆民用。南桐、东林两矿,员工最多时达5000余人,产量保持10万吨左右,在当时属于国内大型矿井之一。为解决煤炭运输问题,国民政府斥巨资修建了綦江铁路,又对綦江、蒲河的航道进行整治。1939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到綦江蒲河大仁闸坝(大场滩)视察。其后,国民党要员陈果夫、翁文灏等人纷纷前来视察南桐煤炭运输情况。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先生更是多次到南桐、东林等煤矿检查工作。至1942年,南桐煤矿已达到年生产原煤12万吨的生产能力。东林煤矿1938年建设之初,属“东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下的一个二级企业,先后集股集资255万元法币,陆续收购和建设了8个小煤矿和洗炼厂,到1948年,年原煤生产能力达到6万吨。据统计,1938年至1945年,南桐、东林两矿共生产原煤78.5万吨、焦炭24万吨,全部用于供应重庆工业和民用,特别是用于钢铁、兵工、电力等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民族的抗战大业,被时人誉为“抗战煤”,“南桐煤焦”的美名也因此蜚声全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家工业重心东移,南桐矿山步入相对缓慢发展的时期,但其曾为民族抗战大业所做出过的巨大贡献,仍然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