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墓葬造物艺术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艺术现象,受当时诸多因素制约。墓葬制度是影响墓葬形制与造物品类的根本因素,六朝时期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期间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加之当时盗墓风气盛行,统治者大多提倡薄葬制度,没有出现汉唐时期的厚葬现象。虽然孙吴政权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代的厚葬习俗,但无论是墓葬规模抑或随葬品类均与汉代相差甚远。此外,墓葬造物艺术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包括丧葬观念、社会风习、庄园生活等。丧葬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事死如事生”丧葬礼仪在墓葬造物艺术中的表现,如六朝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生器与明器等。社会风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丧葬礼俗与饮食习俗两方面。士族阶层的庄园生活对造物艺术形制与纹饰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集中表现在高等级的墓葬造物中。六朝墓葬造物艺术中还发现大量与宗教相关的造物遗存,通过对宗教题材造物艺术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解析宗教图式在造物艺术中的形式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反观六朝时期宗教的兴衰状况。研究发现,道、佛二教对墓葬造物艺术的影响,有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互有兴衰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六朝早期道教对墓葬造物艺术的影响占主导,在众多造物艺术门类中都能发现与道教相关的图式,此时的佛教图式居于附属地位。东晋以后,随着佛教传播日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攀升,至南朝齐梁时期迎来了高峰,佛教造物艺术也由附属地位逐渐转为主导地位。六朝后期,随着传统儒学复兴,社会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并行的现象,加之一批有为之士的极力倡导,使得墓葬造物艺术中出现三教图式伴出于同一墓葬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南朝时期的襄阳地区表现最为突出。造物艺术由“三维”形制与“二维”纹饰构成,也是六朝墓葬造物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涵盖形制分类、成型工艺、演变规律、纹饰题材、表现技法、时代特征六部分内容。从已刊布资料看,六朝墓葬造物艺术形制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如日常生活用器、文房用具、饮食用器、明器等。在众多造物类别中,青瓷器的成型工艺与演变规律最具时代特征。此时,在汉代制瓷工艺的基础上,青瓷烧制工艺更为成熟,大量青瓷器的出土也呈现出一定的演变规律,即同一类器形随着时代的演进表现为从矮胖向瘦长方向发展。由于墓葬造物艺术门类较多,因此纹饰也更为丰富,大致可分为几何纹、动物纹、人物纹、植物纹四类。每种门类的造物艺术因表现技法不同,纹饰题材的选用也存在差异,如青瓷器多见几何纹、植物纹,少见人物纹、动物纹;青铜镜则多见人物纹、动物纹;漆器以人物纹见长。在众多门类造物艺术中,青瓷器因其流行地域广、数量多,所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纹饰演变规律,表现为由立体装饰向平面装饰过渡、动物纹向植物纹过渡、朴实敦厚向甜淡雅丽过渡的现象。此时还发展出一批颇具时代特色的产品,大致可分为“生器”与“明器”两类。其中“生器”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有六朝早、中期的人物纹漆器、孙吴佛像夔凤镜、南朝莲花纹青瓷器等。“明器”时代特征最鲜明,较有代表的产品有孙吴釉下彩绘瓷、六朝堆塑器、青瓷牛车等。六朝造物艺术思想也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一方面表现为对之前造物思想的继承发展,另一方面,在当时玄学思想影响下,“清”美成为一种时尚,进而改变了造物艺术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此外,通过考察发现,六朝时期与域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对墓葬造物艺术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六朝墓葬造物艺术的输出与丰富六朝墓葬造物的品类。此时六朝与北方的交流主要通过相连的四条路线完成,也是南方墓葬造物艺术向北传播的主要通道。六朝时期与海东地区的交流以百济与日本最为频繁,是六朝墓葬造物艺术海外输出最为繁忙的一条海路。其中与日本的往来虽有南、北两条线路,但以途经百济的北线最为成熟。通过考察域外国家同时期的造物艺术发现,其在造物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均受到来自六朝的影响。通过对六朝墓葬造物艺术作宏观研究,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视角分析六朝墓葬造物艺术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深挖六朝时期丧葬礼仪、社会习俗、庄园生活、宗教思想对其形成的影响。通过对造物艺术的形制、纹饰、工艺、组合特征的考察,为墓葬等级的评定提供借鉴,进而有利于汉唐墓葬造物艺术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