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发展的实践经过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不同阶段。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提出,社区治理引发学者探讨,社区逐渐成为多元主体互动和博弈的场域。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国家投入社区的资金制度日趋成熟完善,作为社区重要资源的社区保障资金在C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产生影响。为开展社区保障资金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相关研究,笔者整合资源紧缩结构论、资源动员理论,从宏观(社区保障资金制度、资源和社区治理主体的组织形式)和微观(居民参与的行动)构建分析框架。结合C市3个社区调研结果,提出疑问:社区保障资金如何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结合初期调研结果,笔者将该问题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一是,社区保障资金对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非正式精英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有何影响?即在社区保障资金的影响下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怎样的社区治理结构?二是,在社区保障资金影响下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行动逻辑是什么?为回答以上问题,首先,笔者通过对C市3个采用不同方式使用社区保障资金的案例进行分析,描述了在社区保障资金制度影响下社区资源的组织形式,社区保障资金制度促成了多元主体共同掌握社区资源的局面。多元主体发挥治理作用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以不同治理主体为中心的居民参与圈,即本文形容的“多元化使用中心”。其次,笔者以居民与社区资源使用主体为中心的距离远近为维度,将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界定为“积极者”“消费者”“搭便车者”,认为居民在社区内向不同资源中心靠近的同时可以实现角色之间的转化,进而解释居民参与逐渐由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有限动员的被动参与向以资源中心流动的角色变换参与的转变逻辑。社区自治不足和社区资源利用低效是社区治理的长期困境,客观上短期内难以实现“人人参与”。通过本文研究,笔者认为社区应用社区保障资金可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可流动的空间和可选择的途径,居民可以在不同的资源中心之间进行流动和角色转换,进而实现社区治理整体意义上的“公众广泛参与”。因此,笔者认为社区保障资金为社区内部搭建的“多元化使用中心”的格局为居民参与角色转换提供了空间和渠道,促进了居民自治和社区资源整合,推动了“共治共享”社区发展格局的建构。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就如何避免形成以社会组织为单一资源中心的新局面展开了相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