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国内的制度环境向市场一体化的优化调整,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应势而生。然而,中国企业在尚缺经验的同时还面临着更加繁杂陌生的营商环境,企业跨境扩张后的经营效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这时,母国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基石,是否也会使企业“投的好”?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效果,并试图揭示其作用机制,从而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认识。本文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首先,将中国的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与企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性相结合,将宏观的制度环境微观化,构建了整合市场化和市场分割程度两方面的制度环境水平指标,利用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全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母国制度环境向着市场化、法制化的改善会提高企业的OFDI绩效。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的系数在数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最为突出,说明减少政府干预是提升企业OFDI绩效的核心要点之一;(2)东部地区制度环境优化对企业OFDI绩效提升的整体推动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并且所有制度环境分项指标在各地区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方向都不同,在不同企业性质、不同东道国收入水平下的作用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3)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主效应中存在以企业投资水平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绩效的影响会通过提升企业投资水平来实现;(4)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选取中间投入品占比、无形资产占比为工具变量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在企业层面的研究,帮助政府进一步了解母国制度环境和企业OFDI绩效之间的关系,针对性的优化“走出去”的制度环境和后期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