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第201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在进行裁判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制度的价值在于实现审查起诉与法庭审理的简易化,有助于解决我国紧张的司法资源与不断增长的案件数量之间矛盾,同时可以保障被告人相应权利。前述积极效果在于认罪认罚制度中被告人所预期的从宽利益得以同步实现,进而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但《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法院对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则引起了控审权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一定的结构冲突,导致被告人期待的从宽利益无法同步兑现,破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动力机制。本文立足于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控审矛盾,以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现状为背景,探究冲突原因,提出控审双方应当正确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加强彼此尊重,增进关于定罪量刑的沟通,完善相应配套制度,保证被告人从宽利益的同步兑现,达到量刑建议权与刑罚裁量权的良性互动,积极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和发展。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对余金平案进行介绍与概括,总结案件争议焦点为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会与法院的刑罚裁量权产生冲突。通过对现有国内学术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该问题在国内主要分为两个研究角度,一是肯定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的实体效力,认为量刑建议权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对案件的裁判结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二是基于检察院的国家公诉机关定位,认为量刑建议权仅为一项程序权力,不能对法院的裁判造成实质约束。另外对域外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比,为本文所提的解决思路提供参考。第二部分主要明确本文研究的两个对象,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权与刑罚裁量权的概念,明确这两项权力在普通案件与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差别,对二者特征进行总结,指出二者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特别价值。一方面明确量刑建议权的必须性、制约性、合意性以及法律监督性的内涵,另一方面,明确刑罚裁量权的基础双重性、效率性、终局性以及消极性的内涵。以各自特征为基础,进行后续问题的分析与相关解决途径的思考。本文的第三部分阐述了对量刑建议权与刑罚裁量权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冲突的具体体现,从三个角度,即宏观层面、具体层面、配套制度层面分别总结,指出具体矛盾的表现与原因。具体分别为诉讼重心前移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量刑建议权效力与刑罚裁量权独立性的冲突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的配套制度缺陷引发的矛盾。在三个角度的基础上,又以检察院、法院不同的定位为出发点,剖析矛盾产生的原因与机制,作为解决与预防矛盾发生的出发点。最后在本文第四部分是对量刑建议权与刑罚裁量权的冲突及二者冲突发生的原因基础上综合分析与总结,在不同层面的问题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对于诉讼中心前移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检察院与法院要正确理解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的含义与要求,理顺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杜绝因错误理解与情绪原因导致的司法职能行使异化;对于量刑建议权的效力与刑罚裁量权独立性的冲突,要根据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目的,以新眼光看待量刑建议权的属性,有限地承认量刑建议权的实体效力,以保证法院刑罚裁量权独立为基础,探索其柔性制约刑罚裁量权的途径;对于认罪认罚从宽配套制度缺陷的问题,主要应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与办案指南,明确量刑标准与“认罚”的认定标准,建立合理的量刑建议调整机制与程序,对量刑建议进行分类精准化操作,辅以法检机关良性业务考评机制,统一司法实践中法检机关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操作不一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