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往往跨越朝代,关注一地的地理、政治、经济、历史与人文。其中的信息会被更新。因此,从整体看地方志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本。然而,主导地方志编撰的群体,包括地方官、地方上的读书人,以及地方志的阅读群体,是生活在特定朝代,并受到当时文化政策、意识形态所影响的人。于是,地方志成为了一个地方的“记忆之场”,受到私人写作与国家政策的双重影响。如果关注一地在一个长时段内编撰的志书,可以发现在“因循”之外,一些史实事件被重述与诠释,而探讨这些变动的来龙去脉将会有助于我们观察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从而理解当时生活在地方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感受与想象。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常熟自元末开始编撰一系列方志,试图解答若干疑问:地方上的不同群体为何要选择参与到地方志的编撰活动中?他们如何去认识地方、解读“国家权力”并选择一定的书写策略?尤其是在晚明之际,由于官方志书久未编撰,地方士人为了避免出现“文献无征”的情况,积极编纂志书,其中私修地方史存在的“公”与“私”的问题成为了解析当时的作者与读者、地方士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透镜。第二部分首先关注瞿式耜殉国事迹在方志中的书写与重述。瞿式耜殉国事件在被书写的过程中,逐步衍生出“忠臣殉国”的叙事框架,构建起了最初的对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集体记忆。这一叙事框架的原始素材有三个来源,分别是瞿式耜的临难诗文、瞿氏家族对瞿式耜殉国的叙述、明清之际时人的传述。然而瞿式耜殉国事迹在清初属于政治敏感内容,康熙、雍正两朝常熟地方志的编撰者受到当时私人书写影响的同时,基于自身对政治禁忌的理解与认识,对瞿式耜的人物传记及相关史实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改。但是仍然暗示读者解读瞿式耜的方式,此人“当血食百世”。随着时间的流逝,瞿式耜殉国事迹背后“反清”的政治讯息被消解了,但是“忠义”的部分却被保留下来。到了清中期,乾隆皇帝明确了对南明殉国忠臣的评价方式,将原先历史书写中对立的双方纳入了“君臣大义”的话语框架中。在这种情况下,瞿昌文“万里省亲”、“负骨还乡”的故事不断被凸显出来:他的传记被附在瞿式耜传之后,从而构筑起“忠孝两全”的美谈。于是,瞿式耜殉国事迹的解禁与重述意味着旧历史的忘却。而钱谦益,作为瞿式耜的老师,却经历了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过程。在清初,国家对于降清仕清者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这一时期,关于钱谦益的传记书写都试图将钱谦益纳入清的统绪,借助皇权堵住对他的批评之音。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晚年对反清复明运动的暗中支持以及逃禅的姿态消失在了历史叙述中,时人关于钱谦益的评论与钱谦益的自我期许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乾隆对钱谦益的贬斥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叙事的模式,从钱谦益凭借文学成就足以“不朽”转向了“大节有亏,其余皆不足观”。然而,这一时期的常熟地方志却未能完全抹杀钱谦益的存在。一方面,编撰者的时间有限,在可以因循旧志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用旧志。然而旧志,尤其是康熙《常熟县志》,在多处引用了钱谦益的作品;另一方面,当时官方《明史》已经完成,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地方志一般会直接引用,因此在一些史实内容上会出现钱谦益名讳。更重要的是,地方上的人们对于钱谦益始终抱有很大的热情,所谓“风雪闭门独禁书”,查禁反而彰显了钱谦益诗文的魅力。随着嘉庆以后文网松弛,他们开始寻访与钱谦益相关的历史古迹,组织机会吟咏钱谦益诗歌中的意象,这些纪念与书写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方志中与钱谦益相关的内容以隐晦的形式出现。历史早已无法改变,但是关于历史的书写却是变动不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