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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重要战略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国内外文献大多探讨的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发展中秉承“要致富,先修路”的投资发展理念,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总量上存在着一定约束。基于此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走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不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效果?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一个非线性的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以及在何时存在一个最优的投资规模?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实现国家及社会公共投资的合理分配,提高交通运输领域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发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催化作用以实现经济转型阶段的协调发展,对我国新常态下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深刻的意义。为了深入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描述分析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现状以及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两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作用机理。理论分析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一是通过建设改善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从而优化交通运输网络,降低生产交易成本达到间接改善经济环境的目的;二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投资要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呈倒U型变化趋势。过量而不适配地区经济发展的投资规模,会导致投资要素利用效率下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之后,采用中国31个省市区1998-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拐点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求出存在拐点效应地区的最优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并根据省市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进行比较;最后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相关政策意见。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从两个方面作用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和抑制两种效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较早期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不足,交通落后会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能表现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就表现出来了;(2)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拐点效应,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暂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拐点效应,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最优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为4.436e-4,中部地区最优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为2.644e-3。超过最优投资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用于其他公共事业投资能产生更好的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因此,选择最优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适时适度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减少过度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效率损失实现国家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