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基于藏族幻想虚构了一个人间乌托邦——香格里拉,近九十年间中国和西方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始终保持着截然不同的美学形态,不仅对藏族题材影视作品的审美取向和叙事文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参与到了藏族文化、历史和民族形象的建构之中。同时在后殖民主义和意识形态话语中,香格里拉居然被视为藏族的文化想象符号,从中便可窥见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藏族文化进行的殖民主义叙事。当下,中国以及中国西藏在国际上的形象宣传愈发重要,针对中西媒介中香格里拉文化体系的研究够使我们更准确的认识中国、中国西藏和香格里拉在国际语境之中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为我国的对外宣传提供一种别样的思考和理性的价值叙事。论文以媒介记忆为研究基底,以东方学理论和后殖民主义为研究框架,辅以文献研究、文本分析、数据分析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追索香格里拉作为媒介记忆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五个章节重点分析中西媒介中香格里拉的形象流变过程、符号刻画动机、文化宣传方式、社会影响效应等问题,并探讨了隐藏在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东方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假象。本文通过剖析电影和新媒体作为历史叙事文本的双重主体性（西方-东方）和双重时间性（过去-当下）,分别从中西两个不同的话语场域观察香格里拉题材影视作品与香格里拉记忆形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由绪论、理论界定、西方媒介中东方乌托邦变化史、西方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中国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和结语五部分组成:在绪论部分主要对当前国内外香格里拉研究和媒介记忆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归纳,重点对西方香格里拉研究和中国香格里拉研究进行总结性的论述,分析当下香格里拉研究框架的内在逻辑和知识体系表达,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对媒介记忆理论以及香格里拉题材影视作品进行了逻辑界定。此章首先对相关定义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其次在前人的基础上针对香格里拉这一特定题材进行了自我确证,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第二章以史料文本为支撑,以线性方法为逻辑梳理和比较了西方媒介记忆中的东方乌托邦、中国乌托邦和香格里拉乌托邦三者的起源、流变和形象意义。通过观察西方媒介文本对东方、中国和香格里拉三者美学形态上刻画的诸多同异并指出其规律: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三个幻想乌托邦共享一样的社会话语逻辑,乌托邦范式的内核是西方中心主义理念。第三章对西方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进行了辩证研究,从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对记忆文本进行了回顾性刨析,发现西方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文本作为一种叙事价值观完成了从美学意义到政治期待的转变。在1950年之前香格里拉承载了西方文明对和平与美的幻想,以理想化的方式建构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在1950年以后西方国家主动打破了对藏的乌托邦幻想,在抵抗主义叙事中刻意营造紧张的博弈关系,以建立开放化、西方化、立体化的道德评判体系。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媒介记忆中香格里拉的哲学表述,探寻中国电影文本和新媒体文本中对香格里拉的记忆表述如何在民族认同、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的变迁的历史需求中建立新的记忆框架——将香格里拉的文化符号内化于藏传佛教神话、内化于藏民族集体记忆、内化于中国社会文化之中。中国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在进行文本建构时重建了文化主体性,香格里拉的记忆模版由政治框架转而投入人文精神范畴,转化成为承载民族历史、人文精神、审美价值和国家认同的文化记忆。中国媒介记忆中的香格里拉在文化本质上成功寻回了在藏族文化主体性中失落的人文价值,基于历史事实的客观唯物主义成为其最淳朴的叙事底色和美学内涵。最后,立足于东方学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对中西媒介记忆中香格里拉形象进行对比反思和总结表述。历史进程中的香格里拉在中西不同大环境下呈现出了不同的合法性叙述,西方文明所谱写的香格里拉幻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藏文化观念主体性,唯有对香格里拉神话进行祛魅才能将藏文明从后殖民主义陷阱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