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经济的迅速增长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集中。工业集聚在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过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也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随着工业的大规模扩张,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实现经济的绿色与可持续增长,国家或地区就环境污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2017年12月18日至2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内容,其中多处涉及环保。加快生态生态文明建设,围绕高质量发展便是提出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可见,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已达到新的高度。现阶段,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针对环境污染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属于社会性管制的范畴。根据porter理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倒逼被规制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环境规制的实施也会使工业企业被迫承受环境规制的额外成本。一方面,这种额外成本使部分企业关停闭转甚至最终退出行业,影响企业集中度;另一方面,一些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进一步集中来共享公共污染治理设施,减少成本。因而针对环境污染制定和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难免会对工业企业的集聚产生影响。而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之一是知识溢出与技术创新,因此,环境规制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影响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会通过影响产业集聚间接影响技术创新。那么,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必然十分关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根据中介变量的定义,当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影响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影响技术创新同时成立时,产业集聚符合中介效应的性质。而产业集聚是否就是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由此,本文将探讨并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本文在“Porter假说”理论、产业集聚理论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基础上,以产业集聚为中介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中国2003-2015年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港澳台外)的工业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TSLS估计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力更大;证明了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确实充当中介变量的角色,且是非完全中介,即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对技术创新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影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通过稳健性检验证明原方程回归结果基本可靠。最后,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建议: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积极引导产业适度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