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军挥师北伐之际,日本悍然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出兵山东乃是预谋已久的干涉中国内政、保护自身在华利益的行为。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不一。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干涉总体持冷静态度,其对内要求民众克制,避免进一步冲突,对外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其内部对于处理济南惨案的措施褒贬不一。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策略收效甚微。共产党猛烈批评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国民政府的反革命行为,并积极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希望在反帝斗争中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本出兵山东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奉系军阀的灭亡,但由奉系军阀所组成的北京政府对于日本同样持批评态度。在各界的反应之中,当属学界反应最为激进,随着事态的发展,学生运动开始逐渐不受控制,进而政府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也由支持默许转为压制。海外侨胞谴责日本的暴行,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行动,并在其所在国展开一系列的反日斗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宗亲意识。深入研究发现,中日间的经济摩擦才是其反日的根本原因。工商界也同样积极参与政治,工商界积极相应政府的号召,以商会或同业团体为名义,通过经济绝交的方式展开对日抗议。济南惨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焦点聚集在反日话语的构建之中,即如何反日、如何雪耻。在济南惨案发生后的数月中,众多有关于济南惨案的书籍出版,报刊中关于济南惨案的报道同样不可胜数,反日成为当时的主旋律,社会舆论中充斥着诸如“血”、“泪”、“惨”、“耻”等词语。在反日运动兴起的过程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被提上日程,但如何废约又引发了争论。这一时期的社会舆论并非完全消极的谴责,同时也充满了积极的救国之策,如希望在济南惨案的刺激之下,以求唤醒国人,发奋图强,以雪国耻。在众多的反日策略中,和平的经济绝交被视为最佳方法。同时,在对日经济绝交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提倡国货的重要性,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之下,各地纷纷开展国货运动,提倡国货,促进实业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之下,近代中国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货展览会——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得以顺利开办,体现了实业救国思潮在中国社会成为主流意识。在惨案发生后的数年间,对于济南惨案的纪念屡见不鲜。济南惨案的纪念仪式主要由国民政府操办,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举办纪念会、国耻教育、立纪念碑、发行纪念徽章等方式。在国民政府所操办的济南惨案纪念会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济南惨案的纪念重视程度是呈递减趋势,民国政府有意淡化“五三记忆”。同时,济南惨案后,民族危机加深,对民众的国耻教育日益推崇,从教育界本能的在教育内容中反应出反帝的思想观念或文字含义,一改而为由政府直接指令在学校教育中加入抗日的成分,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济南惨案的纪念中,各党派根据自身的诉求来打造一个可以被自己利用的济南惨案。其中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纪念最具特色。从双方纪念主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党对于国耻纪念日的不同态度。国民党希望通过纪念济南惨案达到寻求民众支持、动员民众的作用。同时,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对于济南惨案的纪念又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共产党对于济南惨案的纪念则略有不同。共产党对济南惨案的纪念施行的是双轨纪念,既单独纪念济南惨案,又将济南惨案纳入“红五月”纪念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