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时期的丁玲,通过考察她参与主编《中国》期间的文学活动,分析丁玲这一时期的文艺观点及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丁玲与《中国》的创办历程,尽管丁玲创办《中国》困难重重,但是并不影响她坚持下去的决心和勇气,这体现出丁玲决心通过《中国》实现新时期的突围,另辟文学之路,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第二部分分析《中国》所展现的丁玲的文艺观点倾向。从《中国》的整体风格来看,它是年轻、激进、启蒙的,突出表现在对新潮诗歌和探索小说的关注上；从《中国》上发表的丁玲直接参与审阅的作品和她撰写的“编者的话”来看,也可看出她对新生力量的赞赏与扶持；《中国》的创办目的也体现出她对重新介入文学生产体制和引领文学潮流的渴望,总之,主编《中国》的丁玲是锐气进取的,是尊重文学创作自由,尊重文学内部规律与文学审美性的。第三部分通过丁玲主办《中国》的主张与她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对比,分析其文艺观点的矛盾。主要包括固守“文学为政治服务”与推崇文学创作自由的矛盾；宣扬民族形式与暗许“现代派”文学的矛盾：以及推崇“歌德”与揭露现实的矛盾,这些矛盾说明《中国》时期的丁玲努力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与现实进行着艰难的磨合。综上所述,丁玲的个案对于我们反思文学体制、文坛宗派主义对作家的规训和影响有着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