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民众的身体健康,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多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却接连不断的出现,如“金华火腿含有敌敌畏”,“苏丹红一号咸鸭蛋”,“瘦肉精猪肉”,“三聚氰胺奶粉”等。这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使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日渐提高,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信任。于此同时,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也一直进行着改革:从1979至1993年的混合过渡体制,到1994至2002年的全面外部监督体制,然后是2003至2013年的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最后到2013年后的多合一集中监管体制。虽然经过了四种监管体制的变革,但在长期实践中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监管人员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但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乱象丛生、警报频发的怪象中。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不仅从食品经营者逐利或执法人员监管不力归因,更应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执行探寻深层原因。本文以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访谈法作为研究方法,以广州市天河区食品安全监管为研究个案,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政策文本、执法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从理想化政策看,提出了政策制定需要更多的参考基层执法者、经营者和第三方机构的意见的观点,制定可操作性更高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从执法机构看,分析了现在天河区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特点,认为现在的执法人员执法水平层次不齐,任务过重和激励惩罚机制不够科学,提出了要提升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完善执法人员奖惩制度的对策;从目标群体看,通过分析几个类别的食品经营者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要想改善食品经营者对政策的消极执行态度,还是需要提升基层食品经营者的安全理念和设置一些奖惩的机制;从执行环境看,分析了舆论对政策的影响和政策反馈方式的问题,提出了要厘清许可和监管对于执行环境的影响,要重视事前许可和事后监管两方面来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