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立法法的修改,为设区的市协同立法提供了立法法授权,是一项重大的法治改革,设区的市协同立法作为解决当下我国地区发展矛盾,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立法实践,在现实状况下仍处于窘境。首先存在的问题是设区的市协同立法宪法依据缺乏的情况,从我国宪法纵向权力分立的规定和法制统一的要求来看,设区的市协同立法是一种横向的立法联合,宪法条文无具体授权。其次是设区的市协同立法理论研究不足,设区的市协同立法相关基础概念处于不明确状态,修改后的立法法也未对协同立法范围这一核心要素予以规定,这就造成了现实上无法确定何类领域可以进行设区的市立法协同。其次,设区的市协同立法存在立法地位不平等、内容不一致现象。最后,省级人大立法权和设区的市政府间合作协议都在相当程度上与设区的市协同立法重合,效力位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设区的市协同立法范围与之分界如何划定有待讨论。在此基础之上,文章首先对设区的市协同立法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以设区的市立法权为根基,从法理和实践双向路径出发对设区的市协同立法范围进行论证,得出其范围应当是有切实协同立法需要的城乡建设与管理、历史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等方面。其次从现行宪法的序言中为设区的市协同立法寻找宪法依据,根据对宪法序言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推动“五个文明”的解读,解释出设区的市协同立法与序言的原则性指导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解决宪法依据缺乏困境。最后,以明确设区的市协同立法的立法原则、建立合适的立法协同机制和充分发挥设区的市党委、设区的市人大、设区的市公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各自功能作为解决设区的市协同立法现实问题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