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二为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不同工作交给能力不同的人,可以更有效的提高企业效率。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股东和高级管理层的目标也逐渐不一致,加之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油然而生。高管在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时,很有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高管有利用职业机会进行非效率投资的倾向以增加其私有收益,这便损害了公司价值。为了解决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代理问题,本文从高管激励角度出发,研究非效率投资的解决途径。本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至2013年为研究区间,通过合理科学的筛选,最终得到6518个样本观测值。通过构建资本投资模型和货币薪酬激励模型得出的残差值作为度量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以及未预期薪酬的值。然后将其最为关键变量进入高管激励与非效率投资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并且存在投资不足行为的公司多于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公司。货币薪酬对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都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而股权激励在非国有企业中能够发挥长期激励作用,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在国有企业中没有发挥相应作用。在职消费作为企业隐性激励手段能够缓解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而对于投资不足起不到缓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高管薪酬契约并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因此公司股东应设计更为有效的薪酬契约和激励机制,使股东利益与高管利益达到最优平衡点,从而缓解代理问题,实现企业科学、有效、高速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