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
　　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
　　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
　　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
　　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
　　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
　　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