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可归责性能否作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一,在理论上从未停止过探讨。表见代理作为代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其具体规定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事关善意第三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利益考量。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而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多数学者持“单一要件说”的观点。随市场经济发展的愈发繁荣,现代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仅保护交易一方的利益显然是失衡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双重要件说”将被代理人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之内,成为理论研究的趋势。虽然“双重要件说”逐渐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但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仅《合同法》第49条以及《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了表见代理的内容,并未明确表见代理的成立是否需本人具有可归责性。而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本人可归责性这一要件规定不一,也没能在内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经对本人可归责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对本人可归责性要件的适用不一、同一法院的观点前后不一以及不同法院对本人可归责的内涵理解不一的问题。在表见代理的要件构成上,本人可归责性应当作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从法律秩序的内在价值出发,阐述意思自治的私法神圣地位与信赖利益保护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不能等同,对表见代理与善意取得在构成上具有的高度相似性上进行深入地对比研究,得出在表见代理的构成中更需要本人可归责性这一要件。判定本人可归责性时应当持什么样的标准,通过分析学界提出的各种学说以及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司法审判时所运用的各种标准,提出理应以风险学说构建本人可归责性的判断标准,并讨论在构建时应当重点考量的因素。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立足于司法实践,搜集大量的案件裁判,对司法实践中本人具有的可归责性事由予以类型化,拟解决司法实践中对同一归责事由作出不同裁判的情形,改变裁判尺度不一的现状。在司法实践中,判定本人具有可归责事由有以下几类:本人将代理权外观凭证控制权交给他人;本人明知无权代理行为但未否认;本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代理关系终止本人未收回权利凭证或通知相对人以及其他。从这些具体案件的裁判中,深入分析风险归责在民商事案件中适用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