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县域层面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非生产性公共品支出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讨论由来已久,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前人的研究大多从中央和省级分权的角度进行,在此本文试图从省内县域分权的角度对此得出自己的结论。文中以2000-2003、2003-2006两个时段近两千个县的数据为样本,用面板的个体固定效应做计量回归。计量结果显示：从财政自给率角度,全国范围内整体来看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且分区域研究结论也相同；从收入分权角度,得出结论与自给率一样——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公共品支出的效应中,财政自给率和收入分权均促进公共品的提供,但这种效应在各个区域的表现不同。自给率对所有区域的公共品提供都显著为正,而收入分权对西部地区的公共品提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教育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福利的促进作用在10%范围内显著。对于以上现象,应从中国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的角度解释实证结果与传统理论的差别。本文认为财政分权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抑制经济的增长：首先,在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在分权的体制下进行“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导致资本和土地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资源的错配降低经济增速。其次,分税制改革为地方政府留下了增加预算外收入的手段——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提高预算外收入。由此增加了流动人口居住成本,使得城市化进程减速,抑制经济增长。在第二部分的计量中,财政分权对公共品支出效应为正,说明地方政府虽然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鉴于受到民众的舆论压力,不会因发展经济而牺牲公共品投入。且很多优秀人士通过大学毕业后选择公共服务更加完善的城市工作并落户,来完成“用脚投票”的过程。西部大开发始于2000年,这个正是本文计量的起始时期,可见国家政策的支持使西部公共服务对中部和东部呈追赶趋势,西部希望借此之机来吸引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