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是洛阳附近的风景名胜，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吸引着无数文人在这里创作出大量诗歌。龙门诗歌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当地山水园林环境、政治变迁、佛教文化等多方面影响。龙门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唐宋时期诗歌发展的缩影。　　龙门首先是一处游览胜地，对自然美景的描写是龙门诗歌的主要表现。今存的绝大多数龙门诗歌都对龙门景色有所描绘。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龙门山的繁盛葱郁，其中植被以松、竹等为主，同时种植有多种奇花异草；伊水清澈见底，环境优雅，成为鹭、鹤、鸥等鸟类的栖息地。这些诗歌在自然环境描写上表现出写实的特征，也展现了龙门周围高雅的生态环境。　　高雅的生态环境不仅适于赋咏，而且适于栖居，因此龙门附近修建有许多园林别业。这些人造景观和龙门山水融为一体，是龙门山水的延展。其相关诗歌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文学创作生态，体现出诗人们各自的独特情怀。龙门众多别业以李德裕的平泉山庄最为有名。李德裕曾在这里有半年左右的半隐居生活，创作了许多相关诗赋，对他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把这里当作自己隐居梦想的寄托，创作了70首诗歌来怀念。韦嗣立的龙门北溪庄也值得注意。先天元年（712），韦嗣立、张说等人多次在龙门北溪庄一同游览，互相酬唱。这些唱和诗布局相似，表现出诗人创作技巧的娴熟。龙门的园林别业为这些唱和活动提供了活动场所，同时充当其审美的目标。　　龙门文化是洛阳帝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因素影响。这是影响龙门诗歌发展的重要原因。唐宋时期多位帝王曾驾幸这里游览、祭祀。其伴随的文学活动和对士大夫游览活动的感染影响，促进了龙门主题的文学发展。同时，唐宋时期特殊的分司制度也对龙门诗歌产生了影响。分司制度下的官员聚集在洛阳，扩大了龙门诗歌创作群体，增强了文人间的交流；分司官员皆为闲职，这种职位特点导致了其闲适诗风格的形成。北宋时期洛阳文人集团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北宋灭亡以后，龙门伊阙作为京洛地区代表景点，逐渐在诗歌中被赋予了“中原故土”的象征意义。　　浓郁的佛教文化也是龙门吸引人的要素，影响了龙门诗歌的创作发展。许多诗人与龙门僧人结伴而游，结下深厚友谊，如白居易和如满法师、文彦博和兴禅师等。龙门寺庙是高僧（如无畏三藏）的安葬地，是许多读书人（如吕蒙正、温仲舒）学习的场所。这些故事和遗迹都为相关龙门诗歌增添了新的魅力。唐朝时期，唐代佛教发展和龙门佛教诗歌的发展都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这种紧密的相关性是因为唐代佛教的整体环境影响了龙门佛教的兴衰，并进而影响了龙门佛教诗歌的创作。龙门佛教文化在诗歌创作中具体表现为佛教意象和词语的大量出现，其中“千龛”和“钟声”两词出现频率高，佛教意味浓厚。“千龛”是龙门石窟壮丽景象的浓缩表现，“钟声”承载了诗人不同的具体情感。　　总之，唐宋龙门诗歌的发展受到了龙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