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并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演进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果从动员的学术发展史来看,动员理论主要形成且发展于西方,但由于不同社会条件下动员的阶级属性不同、特殊指向明显,致使我国学者在采用“西借而来”的社会动员等概念解释中国实践时,往往忽视西方动员理论的原初意义,而择取某一个研究维度进行片面解释,最终掉入不能全面解释我国动员实践的理论困境。把“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作为一个崭新视角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动员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既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发展需要,也是国内外动员理论本身扎根在中国大地的实践发展结果。研究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动员模式,科学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概念,需要首先对“动员”完成追本溯源工作。从人类动员历史发展的深处来看,即使动员形态千变万化以及动员理论形形色色,但动员始终存在着两个本源性问题:一是“集体行动”的问题,二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衍生物,是执政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目标,从战略策略高度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来对包括政体成员在内的所有大众进行理论教育、实施文化影响以及培育核心价值的一个凝心聚力过程。它不同于西方主要动员理论所具有的集体抗争意义或指向宏观的现代社会变迁,因为它把致力于“人的解放”作为根本立足点,把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作为核心追求,核心目的在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集体行动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的理论基础来看,“现代化”视阈下的西方社会动员理论为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的现代化属性提供了有力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作为一个与集体行为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不论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内涵着的消极解构意义或积极改造意义何如,资源动员论强调的“动员能力”、政治过程论强调的“动员结构”、框架建构论强调的“思想动员”以及西欧新社会运动论强调的“集体认同感”都对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的运行过程具有重要启示;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动员思想,则为全面审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普遍意义上讲,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如同所有的社会生活一样,自始至终都充满着集体性的解释和社会建构的努力,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所内涵的意识形态治理本质,又使得它相较于一般的思想活动多出了“现代化”和“大联合”的现实指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就是它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大团结”的力量,而非西方动员理论所强调的精英群体和权贵阶层的强大势力,这就使得它的基本要素结构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动员主体、对象、环境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动员内容和动员组织,而将这些要素以不同形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不同的运行方式、产生不同的动员效果。正所谓“机制的组合便成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作为一个可以灵活应变、多维互动的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反馈过程”,本身呈现出诸多环节庞大的具体机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大机制即党的领导机制、居间联络机制、思想引领机制、文化认同机制、信息传播机制、教育拓展机制有机组合、排列成序,就能大致描画出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的运行过程“何以展开”。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还须从历史中找真相、从实践中找依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作为一个与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的实践概念,在百年历程中呈现出“大觉醒——大团结（大联合）——大改造——大解放”的发展线索与治理逻辑。同时,历史的曲折发展也告诫后人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主体“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动员内容不能“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动员过程绝对“不能划一化地要求”。而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整体议题,可以发现其复杂化发展现状背后仍潜伏着理念“滞后”、内容“误解”、过程“低效”、机制“不健全”和“逆动员”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由于我国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党群关系存在疏离、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等外部刺激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系统内部的特定平衡状态,从而引起某种紧张唤起了有机体的内在动机或驱力所致。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守正创新发展,惟有建构一个符合客观实际且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合理可行的目标体系,并在坚持政治引领、率先垂范、理论教育、民主讨论、耐心说服、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以空间思维转向和动员范式重构作为创新之维,坚持从思想政治教育动员空间的“多维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动员规范的“软硬兼施”、思想政治教育动员话语的“多元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新范式”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新常态”的培育等方面齐头并进,才能进一步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共同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