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成都古城为研究对象，探索古城从先秦起源至五代这一历史时段的形态原貌和变化过程。以复原各个阶段古城城墙的形态、街巷网络结构为主，并探讨相应的规划思想、影响形态变化的因素。 本文分为先秦和秦代至五代两大部分。本文最具有独创意义的发现是，在第一部分完整揭示出先秦成都古城形态演变历程。对于秦代开始的封建社会成都城，本文在第二部分探索了其城池形态的变化内容、改造动机，以及涉及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阶段性特征。 成都古城建设的起源可以上溯至约4500年前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群，与“夏鲧作城”的传说大致相同。约3700年前建造的广汉三星堆古城开始具有了明显的规划制度痕迹。该城具有三种形态的变化历程，是土著和外来文化的大熔炉：包括了来自岷山河谷古蜀先民的宗教习俗、良渚文化古城的宇宙观图式、中原二里头夏代古城的规划模数、等级制度等。当古蜀文化中心发生转移时，催生了成都古城的诞生—距今约3100年、富有多种文化内涵的金沙—青阳城。 金沙-青阳城是双子城，与河流形态紧密结合，体现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的古代哲学观念。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是该城规划的宇宙图式。其中蕴含的三级四方空间观念又可以溯至良渚文化古城。西周营国制度的尺度、规模和三级四方形态与金沙青阳城具有相似性、同源性。紧接其后的春秋蜀国开明都城可能是成都正式命名的时期。由于蜀王开明五世在天下逾制的局面下甘愿遵从西周礼制，这座都城的建设规划忠实反映了西周营国制度，从而既揭示了商周古蜀金沙青阳城的规划秘密，又例证了营国制度的内容、演变方式。 战国末年秦国征服古蜀国，依照秦制的郡城规模缩小、改造成都城。秦成都采用大少城并列的形态既是沿用了战国都城改造方式，也出于秦国同化古蜀民族的策略。李冰治水，疏通河道，形成二江双流城南的城池格局，改善成都城防洪能力，奠定城址两千年不变的基础。 汉承秦制，成都秦城在汉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扩建外郭，又恢复开明蜀国都城的规模。蜀汉政权依汉城轻易地改造成都为帝都，形成宫城、内城、外郭三重城形态。 唐代成都得到经济的再次腾飞，作为政治、经济的重镇，有“扬一益二”的历史称谓。唐末增筑成都罗城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罗城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旧城改造和扩建工程。从规划理念、筑城技术上，成都罗城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作为一次涉及城池自然环境的改造，罗城在形态上也表现了与自然的完美融合。五代成都继承了唐代以来的安宁和繁荣，由于前后蜀国的都城改造，使这时的成都城形态在都城制度的发展史上达到一个顶峰。在成都城市文化性格方面，在自上而下推动的的游宴活动中，五代成都的城市空间达到水、城交融的地步，是宋代城市自由街巷形态的前奏。 本文研究证明：成都古城是例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发展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