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进行反思，同时通过观察与清理“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与立场，对后现代思潮兴起和中国社会转型等特殊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责担当及文化重建等问题做出分析。文章主要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生的背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指认与批判、对自身的反省和文化重建等几个方面对“人文精神”大讨论进行评述。　　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在给中国带来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社会转型也对文化和文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的精英意识、理想主义中清醒过来，开始对社会现实做出自己的回应与批判。“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人文精神”大讨论，于1992-1993年间酝酿并发端于上海学术界，随即在整个人文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南京、北京、济南、郑州、长春等一些重要的文化城市的作家、批评家和文史哲学者纷纷参与，并波及海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6年才平息下来。　　“人文精神”大讨论直接的起因是对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现实的批判，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在当时之所以出现“金钱关怀大于人文关怀”的现象，是因为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但“人文精神”大讨论真正的含义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对文学、文化及社会的批判只不过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和对自己适当姿态与话语方式的寻找，“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的一次自省与自赎的行动。文革后近二十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醒目的标志是: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历史的反省和重述，并试图在对过去的发掘中重建丧失已久的精神立场。在“人文精神”寻踪的过程中，也继承和延续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这一特质。　　本文主要分上、下两篇。上篇把“人文精神”大讨论放置到它所发生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中描述。与以往相比，在二十世纪，人们对“知识分子”功能和价值的理解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此篇里，还会把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心态变化与“知识分子”概念本身的变迁联系起来考察。下篇则以知识分子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对讨论中知识分子提出和关注的问题进行清理与分析。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人文精神”;它是如何失落的;它与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与市场经济又呈现怎样的关系;人文学科的危机。　　“人文精神”大讨论葆有对未来的开放性。讨论本身在思想学术和文化重建上的贡献与成就不大，但通过讨论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处境和职责更加清晰和明确，这对漫长而艰巨的中国文化重建和社会发展来说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