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前的西藏社会,长期维系着庄园农奴制度,上层的政教贵族把持着地方政权,治理着广大基层社会的农奴。即使到了民主改革后,西藏的乡村治理也有着自己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政教合一政权统领下的庄园农奴制度犹如一块活化石般存在于我国的西部边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喇嘛教权实现了对西藏庄园农奴社会的控制,那么,教权为何能够长期对庄园农奴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教权统治者为何能够将自己的支配意志渗透到广袤的基层社会进而使得民众顺从于统治权威?且这种权威凭借什么样的内在机理扮演着自己的支配角色?这是本文的问题出发点,也是论文所关注的焦点,需要重点阐释。与以往的研究比较而言,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研究视角下沉到底层,从而探究教权全方位、整体性支配庄园农奴社会的微观机理。以往对西藏传统政治社会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板块式、分割式的图景,缺乏从微观视角透视宗教神权对于西藏基础性政治社会的广泛控制和渗透的机制:一方面聚焦于上层的政教合一政体及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威,即宗教权力与地方政权的结合呈现的一种政体类型;另一方面,聚焦于西藏基本的经济制度（庄园农奴制度）,将庄园的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差税结构等进行了论述。对于西藏的教权为何且如何自上而下渗透和整合乡村社会的,其中的微观机理何在?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尚且存在局限。因此,从深层次的认识角度而言,既有研究缺乏教权支配下的社会的一种整合式的研究,这必然会导致对丰富而又多样的西藏教权政治事实缺乏整体性、全方位的认识,也往往会忽视教权政体与经济基础的内在关联性。基于上述思考,本选题从西藏一个庄园的社会形态出发,深入分析民主改革前西藏教权政治立足的社会基础,考察教权渗透并整合庄园农奴制社会的多元机制,进而丰富人类社会政治统治机理的研究。其一,追溯宗教神权的历史来由,揭示拉鲁家族作为达赖喇嘛的亲世家族所具有的宗教和政治特权、经济财富、社会地位等;其二,考察教权生成的自然场景。特殊的地缘环境、封闭的地理交通、宗教化的物理图景等奠定了教权的地理基础;其三,深入分析教权渗入的多元机制。对佛土神差与施惠对等意义上的庄园经济、神佛领地上的生产经营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考察;对等级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家户和寺院等社会组织如何维系一个庄园的运行,这种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了教权对庄园农奴社会的控制程度等等的进行了深入解释。另外,如何从冲康庄园的历史演进中发现宗教习俗的有机整合,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本文在结构和内容安排上,注意对上述方面进行系统阐释。通过以上的调查研究发现,正是因为宗教权力全面渗透到庄园社会的基础层面、支配着农奴日常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使得庄园农奴制这样一种政治形态能够长期存在。在冲康庄园领地上,宗教人构成了整个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农奴在今生乃至来世,“自始至终是倾向于宗教生活的个体。”最终本文得出以下具体结论:（1）喇嘛教控制西藏庄园农奴社会的核心机理。喇嘛教是藏区传统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威符号,在藏区乡村社会占据了文化认同的制高点。它塑造了神权政体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不论教权精英上层如何转世轮回,统治的社会基础始终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在教权控制乡村的过程中,喇嘛、僧众等“神媒”阶层,在人与神的沟通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宗教知识、传法布道;（2）农奴大众为何能够顺从于喇嘛教权威的统治?是因为喇嘛教的重要特点是万物有灵,将所有事物都宗教化。人只是万物中的一分子,人对至高无上的神的敬畏,从而顺从现实的权威统治。神权进而依据多元机制,全面、整体地渗透到基础性政治社会实生活当中了。首先,神权生成产权,农奴领有生产资料,劳动成果以报神恩的形式反偿于神权统治者,使得神权统治阶层获得了持久的经济支配权;其次,喇嘛教以其伸缩自如的方式固化了等级身份、调整了社会冲突、调节了社会关系;再次,神恩教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支配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使得大众完全臣服于神权统治。可以说,宗教神权的存在与支配使得一个社会的统治具有了深刻的二重性特征,即世俗的政治权力与精神的宗教权力的结合。与世俗权力不同的是,宗教权力更容易演变为权威,权威是更高层次的权力,具有渗透并支配政治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世俗社会专制暴力统治权的透明性。民主改革以后,随着现代国家政权的介入,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结束。然而,宗教信仰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藏区乡村民众的生产生活,依旧受到宗教底色的影响。由此深刻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政治统治过程中,权威只有渗透到基础性政治社会、实际支配民众的生活,才能产生持久的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