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国翻译学研究仍然较多地集中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而对于属于翻译外部研究范畴的翻译出版却关注甚少;在翻译史的研究方面,将重点集中于翻译出版机构的研究更不多见。然而,从我国的文化发展史来看,翻译和出版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关联体,两者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前学界对翻译出版领域的研究甚少,而翻译与出版的关系又甚为密切。因此,本文试图从翻译出版的研究角度出发,以出版机构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考察出版机构的翻译出版活动,并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对严译西学名著的出版为例来深入细致地描述出版机构的翻译出版活动对翻译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在此基础上,为翻译学研究和出版学研究架起一座桥梁,凸显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呼吁翻译学界加强对翻译出版和翻译出版机构的研究,并能在翻译史的编写上,将翻译出版活动或翻译出版机构加入到翻译史的编写中去。本论文采用资料搜集、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等方法对选题展开详细的研究调查,主要内容分布如下:导论部分详细解释了本论文的选题理由,明确了论题中的关键字眼,并将本论文的主要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最后点出本论题的写作意义。第一章对我国十九世纪的翻译出版概况做了简要介绍,包括这段时期翻译出版的思想基础、技术支持、地域分布特点和主要出版机构的翻译出版活动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第二章对初创期的商务印书馆进行详细的描述和介绍,包括“商务”创立初期的资金状况、技术设备、组织结构,并介绍了在这些硬件基础上所进行的早期出版状况,确立的出版理念和出版人张元济的出版思想,描述了“商务”出版主题的转变。第三章着重描述“商务”初创期对严译西学名著的规模出版,介绍了几部典型的严译西学名著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揭示严复和译著背后的出版机构的角色作用,包括出版人张元济与严复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对严复译书所给予的经济和思想上的支持等。结论部分总结了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本论文研究和写作的意义及创新之处。最后,本论文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