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诞生于“山西平遥”——票号的故乡，它既是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的新型小额信贷组织，也是中国第一次将民间资本引入金融领域的大胆尝试，很多人把这个“现代钱庄”看作是中国民间金融实现阳光化的一种创举，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农村会融市场中一种新的制度性安排，是将民营资本引入金融市场的一种尝试。主导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这种制度安排的初衷有二：一是作为规范民间金融的一种有益尝试；二是让其成为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鲶鱼”，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同时，央行在发展之初就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一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并构想为其安排一条向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的路径。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发展路径使得各地的民营资本家们疯狂了起来，小额贷款公司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中国新型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在性质上属于工商企业法人。一方面被赋予服务“三农”的重任，另一方面则要获得盈利，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建立一整套不同于传统信贷机构的特殊机制。笔者认为，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行机制包括小额信贷机构资金的融入、资金的运用和贯穿其中的风险控制，这三大组成部分会受到需求状况和政府监管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此，笔者认真分析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和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这三家全球闻名的小额信贷机构，总结了其能够成功运营的七大因素：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制定适合自己的经营战略、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本、制定商业化利率、经营中达到一定的覆盖面、采用特殊的风险管理机制、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监管。　　 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机制呈现出资金来源有限性、风险管理被动性、经营范围有限性、利率商业化不足及小额信贷创新机制的非普遍适用性等一系列与国外成功经验背道而驰的特征。这些运作特征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在资金匮乏、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窘境中徘徊不前。　　 目前，从微观运行机制看，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产品设计难以脱离银行信贷产品的模型，不能满足小额信贷需求者的要求，利率定价能力不强，目标客户出现偏差；二是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技术落后、人才缺乏，对于国外成功的一套风险控制机制借鉴不够；三是成本控制相对粗放，运营效率不高。这三大问题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不强，对于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并且也并未能有效的服务农村市场。因此，笔者在文中对三大问题逐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使小额贷款公司的机制运行更加顺畅。　　 然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尴尬从根源上讲是由我国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利率政策这两大制度性约束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决定的。由于缺乏金融机构的身份，小额贷款公司难以找到适用的法律，融资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监管混乱；而利率政策对利率水平进行的上限控制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空间遭到挤压；同时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主导权的争夺为小额贷款公司“转正”的前途平添阴霾。银监会认为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机构无权进行这样的试点活动，其行为并没有得到银监会的认同，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为“村镇银行”的希望在银监会提出“单一非金融企业或自然人的控股比例最高为注册资本10％”时毁灭了。因此人民银行在最初为小额贷款公司设计的发展路径很难真正通畅。按照现行政策制度框架发展下去，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无法完成规范民间金融和服务农村市场的双重重任，而且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难以保证。　　 在这样的预期下，小额贷款公司未来的发展应该向追求盈利性迈进。我国有将近90％的中小企业和将近7亿的农户没有得到金融服务，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空间还是巨大的。但是由于银监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三大类农村新型金融机构试点会极大地挤占小额贷款公司在农村市场的发展空间，因此建议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客户应该向城市小企业转变，以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进行经营：同时，央行有必要放开现在对小额贷款公司在制度设计上的众多约束，通过更加合理的制度框架设计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再者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应另辟蹊径，为其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并和现有的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实现对接，为其日后的转变奠定基础，在监管的具体内容上应符合非审慎的监管要求，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