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战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六世纪，我国一直处于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割据和南北朝的对峙中，虽然，在这个时期也有生产发达和经济活跃的时段，但由于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使得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政治上长期分崩离析，战争频繁，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等等，都在此时期发生过。这个时期割据政权之多，政权更迭之频繁，在中国历史上是突出的；在经济上屡次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关中数年无复兴人，乳燕无复旧垒而巢于林木”正是对这一时期经济的真实写照；在文化上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使得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融合，自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后所爆发的封建割据战争，魏、蜀、吴三国的建立，晋的暂时统一，北方和南方各族都在人口众多的汉族的先进经济、先进文化基础上不断地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也为我国的音乐文化，增加了许多新鲜血液，也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虽然是我国政局分裂时间最久的一段时期，但在这一特殊时期内，它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尤其是在音乐思想方面，由于这一阶段的政治局面混乱，许多文人志士们一方面满怀着救国的雄心，一方面又在躲避着这一黑暗社会的残害，比如“竹林七贤”，他们为了躲避世俗的纷乱，过着隐逸的生活，嵇康是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掀开了解放思想的潮流，在统治阶级企图控制音乐活动的同时，他提出了《声无哀乐论》，企图使音乐从统治阶级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寻求音乐的独立；又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在他的《乐论》中也提出了一些音乐理论，而他与嵇康不同的是，一方面，他把音乐当成教民平和，移风易俗的工具，强调圣人作乐“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音”的必要，使其继续继承和延续了先秦时期的音乐观念，而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这一时期自然之风的影响，使他的音乐思想又杂有了道家的观点，在文章中也大谈“自然之道”等等。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观念可谓是百花齐放，而对这一时期的音乐新观念的研究，也变得尤为重要，了解到这一时期的音乐观念，较之从前也确有其创新之处，所以我分别从《国学备要》的经、史、子、集中收集和整理出了，有关这一时期的音乐新观念的史料并加以归纳，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时期的音乐家们对音乐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思考，这种对音乐的思考，是他们在当时那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在对音乐理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思考并且将个人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可以说，这种改造制作的过程在音乐史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首先，在“音乐自然观”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分别体现在阴阳音律观、五行音乐观和“天道”音律观这三个方面，除继续继承发展外，还对其有了全新的阐释；其次，对“音乐本体论”有了新的见解，再次，这个时期在音乐界首次开始重视数理逻辑思维，这种新型的音乐新观念主要集中表现在何承天的新律和荀勖笛律等律学成果中。它的重要价值在于打破了以往人们对数字神秘主义的看法，从而使这个时期的音乐观念更具科学性和抽象性。最后，在方法论上也较之从前有了一定的转变，“重科学实验”精神，这是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一幕，使我们在对隋唐后世的音乐思维研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观念在这一特殊的时期里，确实有它特殊的成就，不仅使音乐从此开始独立的站立在历史舞台上，而且对音乐的内在本质和功能也进行了新的思考，为隋唐以后的音乐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政治非常混乱的朝代，在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同时也面临着资料短缺和史料残缺的现象，所以文章不免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音乐新观念的研究，希望能够为这一知识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