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我国公共物品市场化进行分析。公共物品市场化是指为解决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造成的财政支出困难和资源使用效率下降,最终把公共物品(至少是一部分) 推向市场的一种制度设计或方法。经济学对物品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纯公共物品为例,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性的特征,因此公共物品不能通过市场调节而只能由政府提供。然而政府行为的出发点也是自利和理性的。政府行为的缺点,如官僚主义,政府低效率,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政策等,往往使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由此可见不仅市场存在失灵,而且政府失灵问题也存在。长期以来,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一直左右着各国公共财政的实践,同时公共物品理论又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一,由于各国公共建设的不断扩大,产生了公共财政支出的膨胀与财政收入相对减少的矛盾;其二,某些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产生了“拥挤”现象,导致公共物品使用效率降低,其结果与传统公共物品理论企图通过政府干预公共物品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想法背道而驰。现实生活中,政府未能包揽所有公共物品的生产,即使在已有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低效率。特别是在准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上,市场的供给和政府的供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随着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概念的区分,公共物品供给呈现出了多元主体的发展局面,政府一元化供给主体受到现实挑战。西方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公共物品市场化这一问题。代表性的理论有林达尔均衡、产权理论、期货合同理论、俱乐部假说等。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非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如:协议提供、政府授予经营权、经济资助、政府参股、政府提供法律保护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各级城市政府不仅包揽了城市公共物品2的生产,而且还包揽了几乎全部私人产品的生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政府已开始从许多私人产品领域退出,把基本职责定位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然而政府没有把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区分开来,使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方面的决策职能与执行生产职能没能适度分离,形成主要由政府直接生产经营公共物品的单一模式。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公共物品供给数量不足,以及在纠正市场失灵时产生的政府失灵的低效率行为,如公共支出项目成本高,质量差,腐败和乱收费现象严重等。把政府提供简单地理解为完全由政府投资、经营生产是不对的。目前,香港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可以用“形式多样,价格灵活,绩效显著”来概括。香港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形式有以下几种 :公办公营、公办商营、专利经营、私商经营等。香港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1.把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区分开来,使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方面的决策职能与执行(具体生产) 职能适度分离,进一步转变政府直接生产经营公共物品的单一模式,实现公共物品生产形式的多样化。2.公共物品生产的主体(投资主体) 应多元化,尤其是允许和鼓励私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公共物品。3.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使公共物品领域成为行政方式和竞争方式共同调节的领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成功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机制的建立,投资主体和模式(如 BOT)四个方面对我国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作了分析。公共物品政府提供不等于政府生产,公共物品的政府直接生产成为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形式之一,而政府供给则不一定必须采取政府直接生产的形式。这虽然在理论上论证了公共物品由市场提供的这样一种可能和可行性,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下形成的政府包揽一切的观念没有改变,所以必须从转变政府的职能做起政府的职能做起。传统观点认为,由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存在市场失灵,应该由政府3来供给公共物品。而现实中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公共物品生产的行政垄断、官僚主义、低效率、高成本,也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应该在公共物品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克服弊端,提高效率。我国财政的处境十分困难,单靠政府投资是难以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的。稳定、多渠道的资金供给,是公共物品生产的根本保障,要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就应介入多元投资主体,开辟多种投资渠道 。BOT 投融资模式适应了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基层设施规模化、系统化发展的需要,是政府职能与私人机构功能互补的历史产物。它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私人资本的特殊结合方式 。因此本文的观点是:公共物品市场化在我国是可行的,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趋势,也是解决我国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造成财政支出困难和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低效率的根本途径。政府必然提供公共物品并不意味着公共物品必然由政府生产,市场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完全供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能介入公共物品的生产。 笔者认为本文的创新处在于对问题的切入点和研究思路:由于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中国是不适合的,因此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