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民法典》中正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同时在情势变更制度中增设了再交涉义务。再交涉义务的实质是在情势变更发生之后,给合同当事人创造沟通协商机制,以求当事人通过自主合意的方式,消解因情势变更给合同当事人带来的利益失衡的风险。《民法典》中只是概括的规定了再交涉制度,在适用再交涉制度时,须对再交涉义务的属性、构成要件、内容和法律效果进一步做解释论的规则设计。再交涉义务的性质、内容、适用的条件和法律效果与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效果息息相关,因此很有必要运用民法解释学的方法对其加以廓清。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再交涉义务的理论基础。再交涉义务的理论基础为关系契约理论、诚实信用原则、效率价值和私法自治。第二部分为再交涉的性质认定。认定再交涉的性质是解释再交涉制度的起点。虽然《民法典》中将再交涉表述为“可以”向对方请求重新协商,但无论从情势变更的特殊性还是从其鼓励交易的目的来看,再交涉认定为义务更为恰当。就其义务属性而言,再交涉义务应当是不真正义务,而非附随义务。再交涉义务是为促成当事人达成新的合意以解决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再交涉来尽量减少情势变更给合同关系造成的冲击和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益,其实质上是为自己利益负担的义务。再交涉义务是为鼓励双方当事人就合同重新协商,并非为杜绝诉讼,因此再交涉义务不属于结果义务。此外,再交涉义务应当是实体义务兼具程序义务。第三部分为再交涉义务的适用规则。再交涉义务有三个适用要件。其一,订立合同时的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应当注意当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出现适用上的竞合时,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其二,继续履行合同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公平与否的判定在于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成本和对方当事人所获得的履行利益之间是否构成了对价障碍。其三,为避免无效交涉使当事人负担更重的交易成本,再交涉应当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交涉过程具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再交涉义务的内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宜也不能将再交涉义务内容规定过细。再交涉义务内容分为开启交涉程序的义务、交涉过程中的义务和诚信交涉的义务三类。再交涉义务为情势变更的第一重法律效果,在适用顺序上,再交涉未果后才产生司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效果,并且再交涉义务和合同的司法解除或者变更之间的关系并非割裂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第四部分为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其一,启动再交涉的法律效果为当事人经由再交涉达成新的合意,或合理期限内再交涉未果,当事人请求法院进行司法救济。确定再交涉的合理期限可以参照无权代理的催告制度,合理期限依当事人“催告”确定。其二,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因再交涉义务属于不真正义务,故当事人违反再交涉义务时应限制其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此外,若再交涉过程中当事人违反再交涉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可以类推适用加害给付的规定,请求违反再交涉义务的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