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崇尚法帖和推崇碑版两种不同的倾向和风气。乾嘉时期,清代帖学书法达到最高水平,刘墉取法帖学,晚年有学碑经历。此时清代帖学书法走向一个高峰,其后帖学逐渐衰微,碑学大兴。何绍基学颜学欧,后高举碑派大旗,使碑派书法的审美原则,在其各种书体创作里全面落实,开一代新书风。通过比较二人,探索二人在书法上所取得的创新,揭示二人在书法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示,从而起到鉴古开新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刘墉、何绍基的学书生涯、书体的比较,展示二人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不同程度的创新,然后通过比较二人的书法观、个性、家世、仕途及书法环境等,找出其原因,最后揭示二人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刘墉出入董、赵,后上溯苏、颜、钟、王,通过特殊的用笔、独具匠心的结体、浓浓的墨韵以及疏朗的章法安排,形成了貌丰神藏的特征。刘墉拙厚的书风,对当时靡弱书风流行的书坛来说,是一种突破。何绍基学颜、学欧,后研习北碑、篆隶,用篆分笔法写行、楷。他找到了碑、帖相通的切入点,从而突破了碑、帖界限。他使用特殊的执笔法——回腕法,充分发挥羊毫毛笔和生宣的特性,又加入一些绘画的用笔技法,使其作品既有北碑的金石气,又有帖的潇洒流畅,对于书法史而言,这种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墉的创新,只能是点滴的改良,但他的学碑具有尝试碑帖结合的意义,从这点来说,他就是探索碑帖结合的先驱。何绍基的创新已是全新的改革,他在实践着碑帖结合,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可以说,何绍基继承了刘墉未竟的事业,成为碑帖结合的先锋。比较刘墉和何绍基二人书法,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理性、客观、公正地认识二人在书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中获得经验和启迪,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走出一条书法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