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中国美术的历史长河中,农民的主体形象几乎是消失了的,直至国民革命时期,农民的样貌才开始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在1930年代“乡土文学”中,农民被视为愚昧、落后、麻木又饱受苦难的群体,是艺术家的视野中被批判和受启蒙的对象;在1940年代的绘画作品中,农民是饱受摧残又无力反击的悲怆形象。作为社会边缘的人,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下,他们几乎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在现实的层面上践行艺术家所谓的“启蒙精神”,只能在蒙昧的状态下演绎属于他们的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形象渐渐成为艺术作品中的积极的主角,并在未来演绎成符号化的经典。这里,与其说是艺术家的目光对准了新农民,成就了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毋宁说是农民形象在新中国美术的进程中成为新政权建设的经验与努力的隐喻载体——农民形象被逐渐的理想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量文艺作品告诉我们,新中国的农民形象中,“被想象”“被塑造”“被生成”的形象特性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些特征的观照下,新中国以来的“十七年美术”通过对农民形象的塑造,逐步完成了对国民精神、现代理想的建构,主流价值取向的完善,以及艺术家自我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