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它不仅仅是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而同时又与社会经济系统、大自然系统以及众多子系统的运动、发展、变化及其互联互动密切联系着。改革开放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劳动力转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人口转移也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城乡劳动力流动出现的不同流动模式,并从人的“可行性能力”角度,研究了地区经济状况、政府相关制度安排、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等不同因素对于农民工选择不同流动模式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城市生活存在的“隐性成本”影响农民工迁移的意愿和能力。构成“隐性成本”的各种要素包括宏观制度因素、个人素质和能力因素以及社会文化习俗因素等。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形成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同时也可归结为制度安排缺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低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差异等三方面原因,然而从深层次上讲,还是政府尚未建立一个适应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现实需要的配套制度体系的结果。通过对农民工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构建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城乡劳动者在就业、培训、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平等。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的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其所造成的产业升级调整滞后、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水平不足、农民工权益受侵害以及“民工荒”等后果,已经开始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对舟山地区人口流动特点的考察以及结合理论学习,旨在说明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有效提高了农民工的“可行性能力”,从而有助于农民工逐步摆脱“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实现其永久性迁移,建立起一支稳定的、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