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判项,是指刑事裁判结果中涉及财产内容的判决事项,包括财产刑、附带民事判决、刑事没收以及追缴、责令退赔等判项。其作为自由刑的辅助性刑罚,能够灵活运用来制裁犯罪分子,保障国家及公众的财产安全和弥补被侵害的法益,完善了短期自由刑的不足之处,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长期以来的刑罚执行阶段,由于执行机关重视自由刑而轻视财产性判项的执行,导致罪犯对原判财产刑的消极履行,“空判”现象严重,使法律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受到很大负面影响。基于执行层面与法律依据两方面原因,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罪犯执行财产性判项情形应当在减刑、假释时具体体现”的司法观点,至法释[2016]23号文件出台,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制度挂钩,二者之间正式产生联动机制。目前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监狱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时,将会以服刑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作为提请与裁定的依据,以保证服刑人员能够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从而获得减刑、假释。然而,该联动机制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G市监狱服刑人员履行已生效的财产性判项以及提报与裁定减刑假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与分析后,发现当前阶段联动机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困境,分别为财产性判项实际执行率不高,后续执行主体责任不清、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各部门间衔接不畅,所涉责任主体之间存在自由裁量权较大以及推诿责任的情况、以及履行能力认定机制不明,罪犯或因不具备足够的执行能力,或因具备履行能力而逃避的心理,导致最终执行效果不好。而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财产性判项的执行阶段中,对于“履行能力”的认定主体尚未统一,实践中存在多个主体。此外,服刑人员“履行能力”的财产状况客观认定困难,以及未有明确的认定和评价机制等。而在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运行过程中,所涉责任主体（公安、法院、检察院）在审判、执行、监督与联动阶段中分工衔接并不明确。基于以上情况及其存因,通过对比域外财产刑执行机制的相关制度以及国内优秀联动机制试点经验,在明确“履行能力”认定主体、责任范围以及认定标准和确定执行主体及联动机制运行过程中各责任单位职责范围两个层面上,尝试提出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执行的完善路径。具体包括统一“履行能力”认定主体及认定标准、建立健全服刑人员财产调查机制及完善减少或免除罚金的处理程序等。此外,将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执行主体统一确定为人民法院,并在审判、执行、减刑假释提报及后续执行过程中,将法院、公安及检察院的职责范围及协调分工进行明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的概述。这部分首先通过对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阐述相关规范依据及理论依据,分析了该联动机制建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部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G市某监狱为例,对罪犯的财产刑判项履行情况进行分析。该部分通过对某监狱人员财产性判项类别、执行情况及呈报减刑、假释罪犯财产刑履行情况进行联动分析,在验证将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程序进行联动后对执行有促进效果后,还指明了联动机制实际运行的一些现状与问题。第三部分:对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财产性判项的执行阶段缺乏明确的“履行能力”认定主体及标准以及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运行过程中相关主体责任及分工不清晰两方面。第四部分:监狱罪犯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执行中的困境及其解决。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对域外财产性判项执行制度与国内优秀试点地区相关政策进行借鉴,针对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结合实践情况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