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中,空间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作一种空的“容器”。法国思想家列菲弗尔在1970年代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在这种视野中,作为容器的、中性的、静止的空间概念已经无法成立,相反,空间成为各种矛盾与力量介入其中的生产过程。本文正是从此种批判性的空间范畴出发,探讨以列菲弗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构筑空间批评的可能性。　　 论文第一章主要考察列菲弗尔空间理论产生于何种历史条件,以及带有何种切实的问题意识。二战之后法国激烈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将空间问题性推到了前台,尤其是列菲弗尔的家乡巨变促使他反思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列菲弗尔倾情于诸多反资本主义的先锋派运动,尤其是从“情境国际”那里看到了挑战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严肃的理论家,他又不满足于情境国际的空间实验。在1970年代欧洲激进革命落入低潮时,他试图将城市空间建构为更具批判性的理论对象。　　 第二章集中考察列菲弗尔空间理论的三个要点：整体论(unitary theory)视野中的空间三元组合概念,马克思主义式的空间历史叙事和空间“层面”(levels)分析。我认为这构成了空间批评的理论基础。首先,整体论试图将不同种类的空间整合在单一的理论之中——即整体性的空间生产之中。在这种视野中,空间的“透明的幻觉”与“现实的幻觉”得到了驱散,关注重心从“从空间中的物”转向“空间的生产”自身。这为我们走出文学空间(甚或艺术空间)的封闭性,将文学再现与空间整体性关联起来提供了新的视域。另一方面,空间三元组合概念(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给予了我们思考文学及其他文化实践更为辩证的视野。文学研究者可以在历史的具体性和空间三元组合概念的张力性中“测绘”出文学的位置。其次,马克思主义式的空间分期提出了历史的辩证动力,在全球化时代为空间批评保留了历史的远景,激励我们想象更完善的乌托邦空间形式。最后,空间“层面”分析为把握具体时空中的城市及城市经验提供了立体的视野——空间的“层面”分析将全球空间、民族国家、城市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整合在了一起。　　 第三章首先反思了列菲弗尔空间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提出詹姆逊的空间思想与本雅明的时空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补充性意义。詹姆逊的认知测绘是一种激进的文化政治——试图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测绘无法再现的全球空间(其中城市成为关键性的认知与斗争对象),这一实践包含了诸如空间想象、主体意识与身份认同等重要的研究议题。本雅明则为我们指明了在空间形式中辨识时间、记忆与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他将具体的空间把握为历史、记忆与集体无意识的积淀物,他的理论在全球化“抽象空间”的压力下具有唤出历史空间形式批判性力量的可能性。　　 在三位理论家的视域中,“空间”都褪下了“拜物教”的外衣,成为了历史-社会过程中的建构物。从而空间批评的基本问题性也确定了下来:对于文学进行“空间化”——将文学叙事、文学中的空间想象与历史的空间生产整合在一个论域之内,从而将文学更为丰富的意义及其内在的批判性“解放”出来。　　 “附录”聚焦于王安忆两部关于上海的“书写”——《长痕歌》(1994)与《富萍》(2000)。我想通过空间理论观照之下的文本细读来讨论弄堂空间形象、身份认同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关联,以之作为中国空间批评的一种实践。一方面,90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热”“缝合”着全球资本降临后上海城市空间激烈重组的“伤口”,这一意识形态不仅为后革命时代的空间生产提供了支撑,也虚构出一种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对于王安忆小说的重新解释,我想表明的是:王安忆的叙事不仅与消费主义式的怀旧想象拉开了距离,从而消解了那种肤浅的消费精英形象,同时,小说也自我消解了书写所赋予弄堂的“光韵”,动摇了那种以日常生活为代表的市民阶级身份的完满性。这是以一种如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忧郁态度而达到的。在《富萍》中,王试图对上海的历史空间进行重新测绘,其叙事焦点走出了弄堂与上海的“中心”,这可以看作前一自我否定过程有意识的继续。在当下的语境中,全球资本进驻上海一方面造成了历史空间的破碎化,另一方面又重造出同质性的空间形式。通过对于叙事与美学空间的批判性反思,甚或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想象一种真正“差异空间”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