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作为自己的落脚点起,至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前往西柏坡的近13年时间,在历史上称为“延安时期”或“延安时代”。在这13年里,延安由一个落后的西北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成为了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革命事业也由挫折走向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和层级组织的逐步稳定和发展为出版业的兴盛创造了新的政治条件。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发生了变化,抗战成为首当其冲的重大时代使命和民族责任,为延安时期出版事业的兴盛客观上提供了契机。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形象深入人心,一大批社会进步人士、青年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到来,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兴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时期,是建党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是对中国革命的规律逐渐掌握的时期,也是为对外的抗日战争和对内的解放战争而进行的思想文化建设全面铺开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出版活动比此前时期更加活跃,出版人员的结构更加完善,出版的管理更加科学,出版内容更加丰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延安出版业,作为继上海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后的第三个时期,在积累前两个时期的出版经验和出版传统之上进一步发展,延安出版人在战火的洗礼中也成长为出版业务骨干,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出版传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时期的出版活动,是全国出版活动和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宣传革命真理和民族斗争精神而进行的自觉工作,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中国共产党整体意志的表达,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体的思想和精神风貌的展现。因此,从延安时期出版伦理形成的条件看,既有共产党自身的优势条件,也有先进知识分子的个体努力;既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传承,也有当时新革命道德的孕育。延安时期出版物的价值导向主要包括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力量、争取民主自由等。在延安出版人员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刻苦敬业精神、合作友爱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精神,这些精神构成延安出版人重要的职业道德的内容,也是延安精神在出版事业中的体现和发扬。同时,延安时期,对出版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也构成了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党的方针和政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教育是其主要内容。总体看,延安时期的出版伦理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基本原则和规范。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给当代的启示是:编辑素养是出版物伦理价值的决定性因素,群众路线和社会实践永远是出版物伦理价值的根基,对社会效益的追求是出版物的永恒价值追求,党的方针和政策是出版伦理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