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生平交游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亲族乡人”、“苏门文人”、“方外之交”三大交游圈。“亲族乡人”交游群体以苏辙、文同为主,“夜雨对床”之约是频频出现在二苏诗作中的意象,这一意象反映了苏轼“归‘乡’”思想的转变历程；文同与苏轼的交谊基于乡党之欢,在以竹为媒激发苏轼对文艺创作理念的总结与探索这一过程中升华了友谊。“苏门文人”交游群体以黄庭坚、秦观为主,二者分别在诗、词领域与苏轼有着广泛密切的探讨和交流。在诗创作方面,苏黄二人元祐时期的唱和次韵之作虽有竞才使气之嫌,但其中不乏借唱和之名抒发真情实感、表达关切勉励之作；在词创作方面,秦观虽然走上了与苏轼不同的道路,但其晚年词作之“词心”与词风转变与苏轼密切相关。“方外之交”这一群体中,以道潜、佛印为主。道潜的诗僧身份激发了苏轼“以禅入诗”和“以禅喻诗”的艺术尝试,苏轼对道潜诗作的品评严肃公允且对友人提出了更为高远的艺术要求,此外也为后世诗评家点评道潜诗作奠定了基础。佛印与苏轼的交游在正史中留下的资料极少,野史轶闻中却时常见到他与苏轼插科打诨的记载,这一切与正史中的相关资料又有吻合之处,这就为后世通俗文学创作并流传以二者为原型的故事提供了有利条件,苏轼与佛印在后世通俗文学中“交往”,为中国通俗文学平添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是二者交游与文学的特殊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