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刚从革命策源地广州返回上海的郁达夫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并在理论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阐述,可以视作郁达夫“转向”的开端。不过,郁达夫并未由此实现自己的方向转换,不论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带有个人特质的选择性接受,还是创作实践上的滞后,抑或心态上的矛盾和游移,都成为郁达夫在方向转换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最终致使其永远滞留在了方向转换的“途中”。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郁达夫如何开启了方向转换。郁达夫的“转向”发端于其基于广州革命观察的现实政治批评。1927年初,率先从战场回到文坛的郁达夫在创造社刊物《洪水》上发表了《广州事情》,对广州革命展开激烈批判,同时努力于“新的创造”,提出了革命文学命题。第二章探究郁达夫的无产阶级文学基本主张及理论来源,郁达夫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汲取了理论资源,但更多地是依据自己理解和自身艺术观的秩序进行吸收与整合,理论选取本身便显示出其思想倾向。而郁达夫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只能由无产阶级自身创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能由无产阶级生成和掌握,即在根本上否定了知识分子实现方向转换的可能性。不过郁达夫并不否认知识分子可以创作出接近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第三章则阐述郁达夫在文学实践上的滞后,不论是在理性逻辑还是感性体认上,郁达夫都难以将浪漫主义的个人情感从革命文学的地界中彻底祛除出去,在更深层上则指向郁达夫文学观中对“自我”的信仰,而这与无产阶级文学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无我”形成了根本对立。第四章探讨郁达夫在1927年下半年主编《民众》时提出的“民众”革命观和“农民文艺”。基于“民众”立场的革命观和文艺观当然仍具有革命性,但“农民文艺”实际上却消解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合法性,也与郁达夫始终承认的文学的阶级性并不相符。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郁达夫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提出于1927年,也在1927年基本定型。郁达夫在此过程中显现出的复杂心态和强烈的个人特质,为其滞留于方向转换的“途中”作了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