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为纯粹的商事行为,原本是以企业本身的意思表示为动因和执行标准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已经不再仅仅是股东的企业,企业的运作也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随着社会化进程的推进已越来越大。公司企业法律制度也就越来越多地考虑公共利益,法律规范的性质也变得具有强行性规范的特点,而当企业因为经营出现失败情形时其已经或将要造成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企业本身生死存亡的时候,仅仅以清算破产财产作为失败企业作最后的安排自然不能满足需要,而采取积极的预防应当最能避免各种企业失败出现的不利后果。破产重整程序作为最能体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破产法律程序,日益受到关注。破产制度创设的动因,是通过牺牲部分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以求实现对于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而重整制度的出现更以维持企业的延续并通过重建企业实现保持经济整体繁荣、社会稳定和信用的良性循环等为目的,达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必然要采取能够实现企业财产收益最大化的各种措施,有时还被迫牺牲部分权益人的较大利益为代价——重整程序对于争议解决机关的法院比一般破产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与到重整程序中的法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法院职能承担以外,重整法律规范制度赋予法院的特别职权,并且在重整程序中需要法院富有创新性地解决矛盾。尽管我国正在考虑引进真正意义上的重整制度,需要解决重整制度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