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章学范本的《史记》在各个主要时期与文章学发生关系的焦点并不一致，这是《史记》接受史上一条重要而易被忽略的线索。本论文将中国文章学进行分段考辨，再以具体的文章学背景来考察《史记》的流传、接受情况。在本论文中，将使用“著作”、“文辞篇章”和“狭义文章”三个概念来分别对应文章学发生、发展的三种含义，并运用三种含义及其交叉流变的关系来研究《史记》与中国文章学的相关问题。　　论文第一章着力考辨中国文章学含义渐变的基本情况，以及概述这种变化对《史记》接受情况的影响。　　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依据《史记》和相关文献还原了汉代战国末期至汉代作为中国完整著作观念形成并兴起的时期，《史记》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上续战国诸子著书之风，下开汉代私人著作尤其是著史的历史潮流。　　第四章主要讨论在篇章和修辞概念逐渐深入写作观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史活动的官方化和职业化，使得《史记》的文章学定位一度不甚明晰。而隋唐以来史传文学的发达带动了传、碑志等记叙性文体的发展，也带动了古文运动的发生，《史记》开始成为篇章写作的重要文化资源。这是《史记》开始在篇章之学方面发挥影响的重要背景，也是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开始在非史传写作中有意识注意并学习《史记》的重要历史背景。　　第五章考察在宋代狭义文章学确立的基础上，《史记》一方面因背离宋代文章学中正、自然的美学旨趣，在理论上受到了许多批评;另一方面在文章写作中对宋代文章家产生了难以取代的实际影响。　　第六章和第七章重点考察《史记》在明代接受方面的重大的变化。明代是中国史学发生重大转向的时代，在叙事史学衰落的学术背景下，《史记》由整体性史籍开始在观念中解体，而叙事史学的叙事精神也由此开始进入向来偏重叙事的文章学之中，对《史记》叙事的理论发掘与评点兴起于明代中期，而以归有光以细致地评点和实际写作接通《史记》的叙事精神最为代表，对明末和清代古文观念造成了巨大影响。此外，明代文章学理论有着对宋学强烈的反抗意识，具体体现为复古与尚奇的理论的崛起，这使得《史记》在明代文章学理论定位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攀升至文章学谱系观念中“秦汉文”的最高地位。　　第八章讨论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对《史记》文章学定位的总结和修复。明末清初是《史记》占据古文典范最高峰的历史时期，《史记》在清初人们的观念中成为古文之集大成者与最可宗法者这种观念甚至到达了某种盲目的程度，有不少评论认为《史记》开一切古文之文脉。方苞延续了归有光在写作对《史记》叙事精神的专注，此外，他对《史记》的全面研究使得《史记》作为整体性著作的性质得到了重新认识。而在姚鼐对古文谱系的持平梳理之下，《史记》的文章学定位逐渐回归合理，基本奠定了后来直至今日《史记》在人们观念中文化形态和文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