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61年大饥荒是社会主义探索阶段最惨重的教训之一。对于此次大饥荒，除了人口后果的研究外，“大饥荒何以可能”也是一个研究焦点。以往的研究侧重应用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得出的大饥荒具体成因主要围绕在粮食减产、食物获取权、公共食堂和激进政治等方面。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其他的视角探索大饥荒的触发条件。首先，根据对数十位农民的访谈，本文更关心大跃进时期的基层状况。其次，本文侧重于从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大饥荒，即1959-61年的大饥荒有什么独特的社会基础？农村社会变迁和大饥荒是否有关系？饥荒是传统中国的常态，但保护性的权力精英、自治性的宗族、经济功能完整的家庭和可交换的市场共同亦构筑了抵御饥荒的防线，尤其是构筑了抵御国家不当干预造成的大饥荒的防御堡垒。从土地改革到跃进，这些防线被逐渐破坏:保护性的权力精英被基层干部所取代，而根据口述史资料，基层干部在大跃进时期扮演了对农村社区具有伤害性的角色;宗族组织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外移至社队;农民参与粮食市场的自由被统购统销政策严格限制和剥夺。因此，到大跃进时期，社会变迁已经为大饥荒准备好了社会基础，1959-61年的灾难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