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人对中国近代文化问题曾提出各种解决路径。新儒家认为,在国魂飘零的时代,知识人应该站起来,为中国文化重新贞定生命的方向。他们主张由旧内圣开出新外王。新一代自由主义者认为,认真建构中国自由主义的学理资源与自觉反思反传统主义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可行路径。幼年余英时曾长期生活于乡间,追随随钱穆与杨联陛又使得他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加之他生活在近代复杂的思想环境中,所以他很早就确立了以学术问题解决文化问题的努力方向。余英时认为五四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他主张中国文化应与西方文化实现真正有生命力的融合；第二代新儒家憎恶五四,而余英时则力主应该廓清五四运动与与中国共产主义兴起的历史缠结。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反传统的,余英时则指出,文艺复兴说与启蒙运动说有互不相容之处,应该以史学的进路来重新反省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仍与中国传统仍有一脉相承之处,五四之新似应扩大到参加五四的每一种新思潮或新文化；反思五四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五四,最终以沉潜的学术工作来重建中国文化。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一方面来自于其深厚的儒家教养,另一方面则显然经历了现代的转化；钱穆则主张在历史中求史识,寻找中国的历史精神。余英时似乎认定新儒家的道统论与开出说,近乎一种“良知的傲慢”。一线单传的道统论极易中断,且假借于超理性的证悟而非哲学的论证,其肇因则在于新儒家并非一般意义的哲学家,他们的抱负远不在此。开出说借助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转化,更是一个与现代世俗社会相逆的反命题。余英时认为,现代儒家的困境既有外在的批判,又有内在的批判。外在的批判源于建制化儒学的解体,而儒学又非建制化宗教,故而无托身之所；内在批判则源于明清以来儒学内部的自身调适。据此,余英时认为,现代儒学的可能走向在于日用常行化。一方面,传统儒学向来重视修身、齐家与民间社会等私领域问题；另一方面,儒学的日用常行化也与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的世俗化若合符节。余英时温情而理性的近代文化观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文化路向,尤其是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的超迈反省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观的最终目的在于反思传统,重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