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属于意识范畴,但又高于一般意识活动。本文认为,对信仰的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信而仰之”,它是贯穿于人们由现实通往理想、由当下达向未来全过程的一种指向明确的意识活动,是人们对待生活、对待世界的一种坚韧精神和坚定态度。信仰问题是产生于信仰实践当中的问题。换言之,信仰本身,即“信什么”,可能不存在问题,但在信仰实践中,即“如何信”,就可能出现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就意味着信仰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欲求密切相关,而且,正是这种现实利益的需求,构成了人的精神性生存基础,这样,物质生存与信仰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直接利益与终极关怀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构。人们怎样看待直接利益和终极关怀,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以直接利益为驱动去实践终极关怀,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终极关怀就容易沦为物欲的奴隶和婢女。具体来看,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信仰在不同领域和对象上有不同的表现,宗教信仰是人物质生存的精神皈依,伦理信仰是人物质生存的原则和智慧,政治信仰是人物质生存的社会规范形态,人生信仰是人物质生存的个体表达。无论哪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信仰在对人的现实直接利益进行引导和提升,而不是相反。当代中国农民的信仰问题,就发生在以现实物质生存的欲求来进行信仰实践,或者误将信仰降格为现实利益考量。进一步,信仰问题是通过分散或削弱信仰的社会认同功能来实现。信仰对人的物质性生存行为发生作用,具有正向和反向两个功能。对人的物质性生存行为进行引导和提升,是信仰的正向功能,具体表现为维持和巩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并最终指向社会认同。反之,则是信仰的反向功能。信仰的社会认同功能发挥作用的路径是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规范和引导提升,而无论是约束规范,还是引导提升,都是把人的生存境界向上提升,使个体生存的目标和意义与社会理想趋近于一致。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都需要社会认同,因为只有社会认同才能获得一致的努力方向,人人才能参与,人人才能分享。所以,无法引导和提升人生境界,以及分散或削弱社会认同功能的信仰实践才是问题。前者是信仰的异化,后者是信仰的反向功能,信仰异化又为反向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动力支持和作用途径。信仰问题的产生受现实利益和文化能力双重机制的制约。人的物质性生存构成了现实利益的直接驱动,现实利益的损益是信仰问题产生的动力源,这种动力源是始终存在的。另外,这种力量能否与信仰合谋,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个体的文化能力强弱。文化能力太弱,就会增加信仰的非理性成分,盲从现实利益损益的考量凌驾于信仰之上,利益矛盾凸显,个体内心的冲突和社会群体的对立在所难免。反之,如果文化能力足够强大,便能以信仰来导引和化约现实利益损益的力量冲突与激荡,维持个体内心的安宁和社会群体的和谐。按照上述关于信仰、信仰实践以及信仰问题与社会认同关系的理解,本文所要揭示的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是指目前我国部分农民将物质生存欲求在宗教、政治、伦理、个体人生等领域进行了放大,并异化持守而造成社会凝聚力分散、社会认同减弱的一种信仰实践倾向。导致这个倾向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直接根源是农民物质性生存(经济的)窘迫,内在根源是农民文化能力贫弱。本文从人的生存视角切入,提出信仰这一人的精神性生存问题,并认为这一问题是人的物质性生存需求与愿望在宗教、政治、伦理个体人生等领域的现实表达,明确界定了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由此来初步构建起统摄全文的理论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本文对相关的主要学术成果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具体表现,并从外因与内因两个角度对导致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从而建立了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等三个外因着眼消解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宏观思路,以及从农民文化能力这一内因着手消解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具体措施。秉持这样的思路,本文对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探讨共分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即导论部分,先从信仰与生存的辩证关系入手,揭示信仰现象的精神文化实践本性。信仰在功能指向上是社会认同,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信仰问题则是在社会急剧转型所形成的“信仰真空”和“个人原子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的,解决信仰问题实际上是为化解时代社会整体精神生存危机找到了一个切入点。继而,笔者回溯了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研究的历程,综述了关于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反映出学术界和社会实践领域对此问题研究的多层面深度和多视角广度,这些成果一方面为本研究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借鉴,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对信仰的社会认同功能实质认识的不足,这也为本文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第二个部分,即正文部分,共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总体上对信仰、信仰问题、信仰的功能、判断信仰问题的标准等基本理论进行廓清,初步构建起问题反思的理性认知平台；第二章从一般和个别两个层面,从信仰的社会状貌和X县的个案两个视角进行农民信仰问题的宏观呈现和具体展示,以此来获取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在宗教、政治、伦理、个体人生等层面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基本表现；第三章从信仰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的关系入手,浅析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经济、政治、伦理成因,追溯其文化能力内在根源；第四章提出消解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必须处理好农民信仰与农村经济建设、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三大关系,提出粗浅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第五章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将提升当代中国农民文化能力作为化解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具体措施,包括重建乡村文化凝聚力、培育农民文化参与能力、培养农村文化能人等。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社会学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方法,对X县的农民信仰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运用社会学的生活史、历史分析方法,通过访谈、查阅县志,从点上尽量真实反映受实利主义影响的各层次信仰问题,并结合文献研究法,从一般和个案两个层面来揭示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存在的具体表现。本文在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首先将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明确界定为部分农民将物质生存的欲求进行了放大,并异化持守而导致社会认同减弱的信仰实践倾向,形成了较为新颖的统帅全文的理论假设,并贯穿全文始终。其次,明确将信仰问题引申为社会认同问题,建立了判断信仰问题的文化功能主义标准,从社会认同与文化建设的角度切入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研究,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研究视角创新。第三,本文较为新颖地提出了化解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宏观思路和具体措施,首次鲜明地提出“提升农民文化能力是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的化解之道”。针对农民文化能力贫弱的实际,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产生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伦理因素和文化根源。本文特别指出,文化能力是信仰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因为,文化能凝聚人心,凝聚在一起的人心就是社会认同。文化能力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形成社会认同的内在动力。“桥梁”断了,信仰与社会认同之间就会是“两张皮”。文化能力与信仰之间又呈现出一种互养关系——文化能力是信仰的营养基。文化能力形成深厚的文化土壤,信仰之根深植于文化土壤。一旦营养基消失,信仰之苗木就会枯萎,失去活力与生命,最终丧失社会认同的内在动力。本文将信仰问题的功能看作是社会认同问题,提出用社会认同作为判断信仰问题的依据,在文化日益多元的当今时代,对较为准确地判明信仰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同时,本文特别提出,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提升农民文化能力不仅能够为化解当代中国农民信仰问题作一粗浅尝试,而且有助于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分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成果。